父亲
冯亦代
坐在逆行的车座上，在我的感觉里，即使列车在向前行进，也似乎并不是南下而是正在北上。火车过了长江大桥，过了南京，进了山洞。车里突然暗了下来，尽管有微弱的灯光，但一霎时又是满车阳光了。
就在这从亮到暗，从灯光到阳光的变换里，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头触动了一下，不知怎的，在上海读书时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亲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来。
父亲故世已经三十四个年关了，但他那坐在书桌前默默抽烟的神态却经常跟着我在各处跑。1949年5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在上海一处八层的高楼上看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我高兴得流了眼泪;但我那时想的则是“如果父亲还活着……”，须知那时他死了还不到半载!
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到淮海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已经每天便血喊肩胛痛，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了。不过每天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总要问我新华社广播了什么好消息。那天我把淮海大捷的战讯告诉他，他那张已经十分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又低沉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江，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但愿……，于是他凄然一笑，便躺下身来，挥着手说，”你回去吧，我今天很好。我含着泪离开了病室。
他每天都对我说，“我今天很好”。而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在1949年1月8日凌晨，离透视发现他是肺癌，不过三天就去世的。临死前他神志还很清楚，嘴唇嚅动着，可是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说了些什么吗?还是那句“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的话吗?
母亲生我那一年，父亲整三十岁，母亲产后一个月，便因产褥热不治故世了。父亲很伤心，不愿再在杭州老家里生活下去。他是留学日本学铁道工程的，便到北京京张铁路工作。以后又去江西修南浔铁路，到北京交通部当京官，然后又到粤汉铁路。总之，他很少回家，只有1926年他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时，才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以后患了咯血，差一点死去。病好后就到津浦铁路改行当审计人员了，因此我对他很陌生。
他在杭州的一年暑假里，一查我的功课，什么都过得去，就是代数刚刚及格，因此在暑假里规定由他自己给我补习。父亲是工程师，靠计算吃饭;母亲在日本学师范，回国当了数学教师，也整天与数学打交道。要是根据血统论，则我一定可以成个数学家，可叹的是我有各式各样的爱好，脑细胞里唯独缺少数学的因子;宁愿热得满身大汗和表兄表姊们玩“官打捉贼”，也不愿坐下来解一个方程式。父亲气伤了心，但也无可奈何。后来他病了，暑假也过完了。一直到考大学时，我就吃了数学不及格的亏，进不了我日夜想念的清华大学，然而懊悔已经太晚了。
这一次是我一生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最长的日子，以后他尽可能一年回杭州一次，总说来休假，事实上则是请了假来看我这个不肖子的。等我到了上海读大学，他那时已经在南京津浦铁路做事，根本连杭州也不去了。
我和父亲虽然见面不多，但他的爱子之心则是很强烈而且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有件事是最好的证明。我快九岁时，忽然家里人说父亲娶了位继母，马上要在暑假里回杭州来了。果然我放暑假没几天，父亲带了继母回来了，住了一个多星期，父亲又回九江去，而继母便在家里留了下来。我的一位表姊告诉我说父亲曾经决心不再结婚，但是现在祖母死了，没人照顾我，所以改变决心续了弦。回想那些日子我是多么高兴，父亲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位继母!我祖父母喜欢孩子，我的表兄表姊共有八个，他们都住在我家里，另外还有一个堂姊和一个堂弟，他们都有母亲，唯独我没有。听他们妈妈、妈妈叫得欢，不免心里艳羡。姑母们害怕我不好受，谁都要我叫她“干娘”(杭州人对姑烁、姨母的爱称)，那也不过是嘴上热闹而已。祖母疼我这个独根苗，但她去世得早，由两个表姊带管着我。她们也大不了我多少，恋爱、结婚够她们伤脑筋的。所以父亲在续弦时，事前就说明有个儿子，需要她抚养成人。
继母出生于南昌的一家破落户，虽属名门，式微已久，知书而不识理。每天不打麻雀牌时，便手捧《红楼梦》;还以为一朝嫁人，夫婿须要赡奔她的全家，可是又死爱面子，不说她要钱接济娘家，反而造出种种理由，说我要衣服鞋袜，还因为我自幼身体孱弱，每日需吃营养品。拿这些理由，一封封信给父亲要钱。父亲起初是有求必应，但后来起了疑心，因为衣服鞋袜和牛奶鸡蛋究竟所费有限。所以有一天，他趁公差之便，突然回到家里。
到今天，我依稀还能记得那一个对于他十分难过的下午。我正在布满暮色的后轩(那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就在大厅背后)里做作业。大门响了，不一会我忽然看见父亲走了进来。他一边拉住我的手，一边端详着我，接着他就走上楼去。继母不在家，出去打牌了。我听见楼上有移动箱箧的声音。过了一会，父亲在叫唤我，我便跑上去。
只见父亲呆呆地坐在我的衣箱旁边，箱盖打开着，一旁堆着我的衣物;一套发了霉的棉衣裤，几件夹衣衫、几件长褂、几套短衫裤，此外便是前穿后通的一堆破烂袜子。父亲阴沉着脸问我，这是你平时穿的?我不敢直接答覆，只道妈说过年时再给我做新的。
以后的事，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就是在当时，我也没有弄明白过。只是几个月后，父亲又来了一次杭州，接着继母便回江西去了。表姊们告诉我说父亲和继母离婚了。这消息并没有使我吃惊，相反倒有些释然之感。
我自幼丧母，虽然祖母视我如瑰宝，但终究不是母亲。任何孩子，即使他挨了母亲的打，也比我这个没有母亲打的人日子好过，何况祖母也早已去世了。
继母来了，我满心以为我可以得到一个爱我疼我的人，我可以随便对之撒娇撒野的人。可是这个梦，还没有等送她来家的父亲离去，就完全破灭了。继母的理由是我已经是个大孩子，应当立规矩，不该再“纵容”我。因此在她看来，我一身无一是处。从此我和她之间，隔了一重厚壁。这重厚壁，便是她经常虎起的面孔。她给我立的什么规矩，别的不说，只说晚上非等她麻雀牌打完，才让我跟着她上楼睡觉，因为她怕我从床上滚下来。我就在牌声和赌徒的喧嚣中，做我的数学习题，背诵我的课文。我一生从来没有赌过，麻雀牌的技巧我一窍不通;而且深恶痛绝，也许和我当时的处境，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怕继母，尽管她没有打过我一下(她不敢，如果没有家里的其它人，我想她早就不会饶过我的)，可是少不了责骂。我有差错是责骂，我没有差错也是责骂。甚至她在牌桌上输了钱，也要对我唠叨一番，说是我搅了她的手运。
父亲并没有向我提他离婚的事，只是他自己照顾了我几天之后，便把我托给我母亲生前的寄姊家里去生活了。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有次我到南京去过寒假，他才和我提起这件事。他一个人住在南京胪政牌楼大同公寓，过着老鳏夫的孤寂生涯。早上天不亮起来，匆匆摆渡过江到浦口津浦路局上班。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和朋友们去听听戏，吃吃小馆子，有时候便一个人在寓室里，闷头在昏暗的电灯底下看书。他喜爱文学，有时也喜欢诌几句诗，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塞满了他的那间斗室。
有一天黄昏，他带了我到夫子庙去吃了顿晚饭，两个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里，他在灯下默默地抽着雪茄烟，不时抬起眼来瞅我一下。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说：
“爸，你有事要讲吗?我听着。你烟抽得太凶了。”
父亲又抬头望了我一眼，慢吞吞说：三舅栅四舅都劝我再结婚，说我老了，需要有个老伴，一起生活有个照应，可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好，过惯了也无所谓了。而且再和一个人结合，会生出多少事来!
我没有忘记当年为了你还小，需要有人抚养，才再结了次婚。但我没有选好适当的人，使你受了委屈，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而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再过两年大学毕业，你能够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也了却一桩心事，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其实，要父亲再结婚有个老伴，是我和四舅商量的，请三舅四舅提出来的。
父亲是个木讷而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尽管他的脑筋非常灵敏，有时他可以从你的神态与语言中探知你隐藏在背后的东西，但要我这个疏鲁的人透过他那副眼镜片去摸索他的灵魂，真是难上加难。说实在的，即使他一辈子没有对我一次疾言厉色，而且我还都从他平时若有所思的对我注视，看到他对我不用言语的爱抚，我还是有点害怕他的。也许这只是由于小时候表兄姊们常常用“小胡子(指我的父亲)来了”吓唬我有关。说来说去，这种陌生感是因为我从小没有长期和他在一起造成的。
我说，“这话是我向四舅提起的，我不知道大学毕业后会有怎样的生活，你这样一个人过日子，我觉得难受……”他听我声音变了，便说：“以后再谈吧……”
我说，“既然开始了，就谈下去吧。”于是他讲了许多不再结婚的理由，我讲了许多他必须再结婚的理由，谈到隔邻人家鸡叫，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事情也就这样搁下了。抗战军兴，国民党蒋介石弃南京不守而奔武汉。父亲工作的津浦路已完全沦人敌手，就此把员工全部解散，我父亲也因肺病复发，展转回到上海。他到沪时，我已决定去香港，便租了间房子把他安顿好，自己则上了旅途。
父亲在上海租界里过起文字生涯来了。他不时为一些抗日的报刊写些掌故一类的文章。以后他在一个朋友开的小银行里找了个工作，日子也还凑合。太平洋事变后，他工作的银行关了门，我在重庆很久后才知道，幸而我不时托人带些钱接济他，生活得以渡过。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他已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每天给孩子们补课。那时我多么想找到几间房子和他住在一起，可是国民党劫收的房屋我没有资格去消受，而出钱顶房子，又一无黄金二无美钞。我实在愧见我的老父，因为我自己一家四口还是临时住在岳父家的。父亲似乎早已见到我的苦衷，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他不动声色地写信给我杭州的一个寄姊，要到杭州去卜居。杭州的阿姊当然欢迎，等我知道，他们已一切安排好了，要我做的大事，便是把父亲送到杭州去。
父亲说了许多理由。说年老了，苦于上海的烦嚣，所以要到杭卅I去住，可以清静些，在西湖边徜徉终日，也对他的肺疾有所帮助。他越是谈他的理由，我越是增加自己的负疚心情。我没有一处自己的家，我拿什么理由来留他!他在杭州住不上半年，还是回到上海来了。我岳母看我找不到房子，不能一家团聚，而终日怏怏不乐，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给我父亲住。但他在这儿也不过住了一冬，之后便因肺疾复发而进了医院。不过，虽然仅仅是一冬，由于朝夕相处，我何父子之间的了解，倒也日益加深。当时他和我谈得最多的是解放战争的形势。父亲的思想，照他的年纪和所受的教育来说，作为一个旧民主革命时期老知识分子应该说是很开明的。他年轻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过国民党，但是在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残酷杀害中国的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知道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剜眼，割舌，凌迟而死的)后，他从此便看不起蒋介石，他那时因为懂日文临时调到蔡公时那儿当随员，负责交涉济南青岛铁路通行的工作。济南惨案发生，他仓卒撤退回来，看见蒋介石那种无耻投降的行径，他上书力争，可是谁也不理会他，他写了多少字的意见，退回来时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他悲愤之余，便辞职不干。一直到全面抗战，胶济铁路的权益，也没有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
抗战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怀着满腔爱国之忱，欢迎国民党归来，但他们所得的只是又一次洗劫，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并不下于日帝。我父亲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些认识。到一九四八年时，他已经完全寄厚望于解放大军了。国民党的报纸从来都是“胜利”的消息，从前线逃跑日“转进”，失掉城市则日：“战略撤退”如此等等。父亲每每看到这些大标题，便冷冷地说，“又吹牛了，也不怕脸红。”解放战争中的重大胜利和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使他高兴，对共产党的指望也就更强烈。他在病榻前曾经说过，“我从年轻时就希望有个强大的中国，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民主自由的中国，同盟会给我失望，国民党也给我失望，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了。”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我想正是那些在大陆解放前夕，拒绝跟国民党到台湾或远离祖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深为遗憾的则是父亲既没有亲见上海的解放，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如果他还在世上，他一定会欢欣鼓舞的。他那种对党和对中国解放事业的心向往之，纯粹是他把推翻帝制后逐个时期加以比较辨析的结果;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种感情是原始的，但也是诚挚的，可惜他活在人世的年月太少了，死时不过六十几岁，照现在的说法，他还不算太年老啊!
如果他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对我说好好干吧，你的日子比我处得好。而现在我已经超过父亲的寿命，我当然还要干，而且还要对我的儿孙辈说，好好干吧，你的日子比我处得更好。
想起父亲，我没有悲哀，只有负疚和歉然之感。我总在心头说，要是我能使他辛苦了一辈子的晚年过得稍稍顺畅些，早有个落脚的窝，他一定不会那么早死去，而看不到光辉的今天的。这真是吴天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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