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1975年，是我记忆中最苦的一年。尤其到了开春和2 3月间，我家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榆树皮、烂红薯，我们都吃过，一个吃的黄皮寡瘦、皮包骨头。母亲望着我们，常常唉声叹气。那是讲阶级斗争，特别看重家庭成分。因爷爷是地主，土改时我们家的成分就化成了地主，全家都跟着倒了大霉。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家里没有分到自留地，全靠队上分一点少的可怜的粮食。我们家有六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妹四个，虽然父母不管晴天雨天都在地里干活，可分得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们碗里经常是稀得见影的糊汤，面很少吃，馍，半年都吃不上一次。有时我们眼巴巴的望着别人家的孩子吃馍馍，望着眼睛直冒火。母亲是个很硬气的人，每当这时候，他就会把我们喊回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母亲下了狠心，准备把妹妹送人。妹妹长得很机灵，虽然瘦，可一双圆圆的眼睛水灵灵的转着，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十分可爱。她很懂事，长提着篮子到地里扯猪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