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出发前，她已向他透露，自己感觉不适。当晚，张海迪间歇性停止呼吸，反反复复。王兆国等团中央领导匆匆赶至并商议，将她火速送往北京军区总医院，停止她的一切外事活动，将她父母从山东接到北京。
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魏久明过后分析，宣传日程紧密，演讲又易使人兴奋。为免在台上小便失禁，每次她都不敢吃饭喝水。这些都是透支的因素。
曾任团中央宣传部干事高伐林披露，病发前一天，张海迪乘电梯时，有人塞给她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责她演说的事迹部分失实，“她读完这封信，没给别人看就销毁了。”
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根据党中央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成员，组成15人的“宣传调查小组”，全面核实张海迪的履历。高伐林是小组成员。“中央要号召全国人民向张海迪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要亲笔为她题字。树立这样一个人物，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同年4月上旬，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光伟和魏久明来到山东莘县，督促调查进展。调查汇集上来的问题有：第一. 张海迪的高考分数与实情有出入;第二. 她的入团手续不完备，团员档案不见她的材料;第三. 莘县县委里，有个别干部对其父张坦夫在任时的行事风格有意见，不同意树立张海迪。
团中央主要领导对报告极为重视，坚持张海迪的宣传要实事求是，对不同意见和她的入团问题，一定要“弄清情况，分清是非”。
“我们对她说，调查她也是为了落实事迹，消除某些疑问，这是为她好。”高伐林觉得，张海迪知道后，反应“比较正常”，没显得不安。从小，她便懂得了压抑。无数次在父母快开门时，她飞快抹去脸上的泪水，笑脸相迎。实在不行，她会趁四下无人，一缕缕揪扯自己的头发，狠狠地咬自己，或在身上留下抓痕。“她把痛苦埋藏在心底。”
从被钦佩到被抵触
高伐林走访过武汉大学、毛麻丝公司、武汉商场、省图书馆……得到的反馈是，工商业的团员们、青年学生们对张海迪还是报以钦佩。当然，“他们听多了也就听腻了。”
一名图书馆的青年管理员坦言——“张海迪的道路是中国当代青年的惟一道路吗?我们的时代正走向多元化，青年面前出现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张海迪是典型之一，不是让我们无所选择的惟一。由之一变成惟一，我对她就由钦佩变成了抵触。”
高伐林则认为，张海迪在那一“宣传”时期，心绪矛盾。她无疑渴求成功，对团中央的宣传目的心知肚明，也愿意配合。可另一方面，她又不想被政治化，成为“一个被塑造的政治偶像”，她更不想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投机者。
2001年5月，高伐林意外地收到了张海迪的电子邮件。这封信打开了往事的闸门，也唤起他的疑问，“她在信上说，那时候我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你们，让所有的人把我忘掉——为什么?”
第二封信里，高伐林读到了“关键的一段”——当时一些人觉得我就像一个骗子，我偷偷地哭过，可我没让任何人看见我的眼泪，因我相信自己，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
刻意淡出公众视野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海迪刻意淡出公众视野。“我的职业是专业作家，可是由于我最初被人们认识的时候是一个被宣传的人物，因此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总是被掩埋。我曾反复强调，我不希望我身上沾染太多的文学之外的东西，但遗憾的是我很难摆脱，我常常无可奈何。我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病人而降低对写作的要求，更不希望被人们首先看作是一个公众人物，然后才是作家。我要摆脱这种囹圄需要很长的时间。”
颇为有趣的是，2002年6月，张海迪做客人民网读书论坛，与网友们对话——你对反腐题材怎么看?你会写这样的题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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