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她是一个女子，却以她那孱弱的身躯，挑起了守望敦煌文化的重担。她——樊锦诗，为敦煌而生，现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

（一）

但我更愿意相信，敦煌为她而生，要不然，千百年后，为什么敦煌会让她一见如故呢？上世纪六十年代，她读大学时，到敦煌实习，一见莫高窟就迷上了。她也说不清究竟是哪儿好，就是觉得太美了。我相信，这是一种心灵的契合，一种人生的际遇，一种生命的巧合，一种灵性的守候，冥冥中注定，可遇而不可求。

回到北京，她还惦记着那些洞窟。所以，当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提出要她去工作时，这个在杭州长大、在北京念书的女子，莞尔一笑，卷好铺盖，告别恋人，离开北京，只身来到荒凉的敦煌。因为她心中有着对敦煌的一种心仪，一种惊叹，一种热爱，一种崇拜。

虽然在樊锦诗的眼中，敦煌美得炫目，但生活是实在的。洞里的多彩并不是生活的颜色。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消息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她住在藏经洞陈列馆的“下寺”，房顶是纸糊的，夜里老鼠嗖嗖的走着，有时“扑通”一声就有一只毛茸茸的老鼠掉下来。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她的决心，无法熄灭她的热爱。

1967年，樊锦诗结婚了，婚后丈夫继续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而她舍不得放弃自己在敦煌的研究，于是，两个人两地分居生活，长达20年。

随后，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了，身为母亲，却不能将孩子留在身边。最初她和丈夫说好的，在敦煌待上几年，就去武汉工作。可一晃两个孩子都出生了，她却舍不得离开，更是离不开。她已经跟敦煌融为一体了，习惯了那里的安静与淳朴，习惯了那里的深邃与自然，她的血管里面有着敦煌文化的血脉了，敦煌文化的文脉了。

四季飞扬的黄沙卷走了樊锦诗的青春和美丽，但当她站在苍凉的戈壁滩上，站在那高耸的莫高窟九层楼前，那美丽瞬时跃然而出。漫天黄沙中，弱女子孑然一身，在广袤的天地中，如此优雅，如此高大，视觉无限拓展了，思绪无限开阔了……

（二）

她守护了敦煌43年，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敦煌壁画进行永久保存的“数字敦煌”构想；在国内首创“旅游预约制”，在保护和开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带领研究人员，在莫高窟风沙治理、壁画病害及治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这样一个文化口号、文化标签纷飞的社会中，她以沉默而坚定的守望，坚韧、坚持、坚定，体现的是文化的内涵，证明了真正的文化需要的是心灵的感知、感悟和感动。43年来，她一直重复着一件事情，却没有丝毫厌倦，“我知足”，守护敦煌，在她看来，是一种幸运，一种福分。

1998年，她刚当上研究院院长，当时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莫高窟与一家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在很多人为加速经济开发敦煌旅游价值而欢呼的时候，她心急如焚，态度坚决：莫高窟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不能拿去做买卖。

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每到一处，都要给人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她甚至在当时国家文物局一位领导面前发了火“如果敦煌捆绑上市，我这个院长的帽子就还给你们。”

谁也没有想到，樊锦诗柔弱的外表里会迸发出这样强大而坚定的力量，这力量来自她对敦煌文化的眷恋和热爱，“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它是我的莫大责任，决不允许它在我的手中坏了。洞子不能卖，我不能成为千古罪人。”一场将敦煌莫高窟捆绑上市的风波，在她的坚持下平息了。

研究人员长达13年的连续监测，发现随着进入石窟参观人数的增加，洞内温度、湿度急剧升高，加速了洞内壁画的退色、盐化。于是在2003，莫高窟在国内首创了“旅游预约制”，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樊锦诗有钱不赚，特傻。可樊锦诗横下了一条心“我看世界上的事情很多都是傻人做的，没有点傻的精神，是做不成事情的。”

她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文化当作经济发展的垫脚石，这不是懂文化的表现，文化不是口号，不是标签。在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着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们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也不可能把别国的东西照搬过来，文化是需要土壤的，别人的你学不像。文化是最核心、最有特点的东西，千万不能断掉。当人们凝望着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文物时，救护领略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感受到文化伟力，文化文脉，从而使历史更加庄严，使文化更加深邃。

她一直就这么守望着敦煌文化，传统文化，我想，不用什么很深刻的理由，只因为她心中有着对一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华文明的一种自信。

在我眼中，她犹如一朵白莲，一朵奇葩，为敦煌而生，开在茫茫戈壁之上，如此圣洁，如此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