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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时空的变幻镜，将我体表上所有的白发和皱纹一条条的减去，于是，我重新拥有了光鲜的皮肤、乌黑的头发。没得说，我又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陇中农村。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驴儿们从大路上走来了。挎上那个粪背斗放驴走，看杨大爷今儿个给啥馒头。
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通家庭能有玉米饽饽、麻洋芋蛋蛋或杂面炕子只要不断干粮就很不错了，如果每天能吃上两个白面馒头，那是一件多么激动童心的奢侈事儿。能提供给我这种条件的人，全生产队唯杨大爷莫属。但这两个白面馒头，他不白送给我，做为交换的条件，那就是我要陪他上、下午都去放驴。那时候，生产队的二、三十头高头大马大骡子个个都骠悍凶猛，动不动就要尥蹶子，就连它们熟悉的饲养员大人也不放过，经常被尥得折连跛皮或伤筋断骨。年过花甲的杨大爷从先前的养马变成养驴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用他的话说，他的大半辈子是和畜牲们在一起生活的。司职小毛驴好啊，毛驴子体小温顺，驯养既安全又容易，不像它们的马大哥那么攻击性强。
生产队明文规定，至少在夏季三个月，所有的马牛骡驴等牲口，一律要牧野放养。干草虽然不缺，但山野里的百味嫩草能滋养和恢复牲口们的体力，以便在农事活动最繁忙的夏秋季节，让精壮的牲口们去犁地、拉车、驮物等。在机械化程度很低的马拉大车时代，这就叫科学喂养，狠抓革命，服务生产。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既不属于地富反坏右，又不是农奴的儿子，那我干吗要被杨大爷“雇佣”成童工去放生产队的驴儿们呢?记得当我看到同龄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无忧无虑地嬉戏时，我也反问过父亲，父亲说，你虽然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无需劳动教养，但杨大爷是和我们家沾亲带故，你帮他放驴子就是维系这点亲戚关系。现在想来，这是父亲忽悠我的，杨大爷操一口湖南话，杨大奶就是叫刘玉梅的妇女，虽然是本地人，可与我家祖上的八辈子也打不上一杆子关系的。成人后的我考证，父母将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夏天全都交给一个饲养员同志，有两个原因可供参考：一是调皮捣蛋的我呆在家里不是打烂坛坛罐罐，就是打烂姐妹脸蛋。父母亲则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无暇管理我，把我交给杨大爷，实际上是找了一个托儿者，找了一个监护人。二是我跟着杨大爷和驴儿们一天到晚爬山梁串岭子，既强健身体，又能为极度缺乏燃料的炕眼门、灶火门源源不断地提供能源。由此看来这实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