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教过我
——为纪念中国戏剧导师季曼瑰教授而作
秋深了。
后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开来，台北在一片灯雾里，她已经不在这个城市里了。
记忆似乎也是从雨夜开始的，那时她办了一个编剧班，我去听课;那时候是冬天，冰冷的雨整天落着，同学们渐渐都不来了，喧哗着雨声和车声的罗斯福路经常显得异样的凄凉，我忽然发现我不能逃课了，我不能使她一个人丢给空空的教室。我必须按时去上课。
我常记得她提着百宝杂陈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楼，坐下来常是一阵咳嗽，冷天对她的气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过气，可是在下一阵咳嗽出现之前，她还是争取时间多讲几句书。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她的时候总是想起她提着皮包，佝着背踽踽行来的样子--仿佛己走了几千年，从老式的师道里走出来，从湮远的古剧场里走出来，又仿佛已走几万里地，并且涉过最荒凉的大漠，去教一个最懵懂的学生。
也许是巧合，有一次我问文化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对她有什么印象，他们也说常记得站在楼上教室里，看她缓缓地提着皮包走上山径的样子。她生平不喜欢照相，但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鲜活的。
那一年她为了纪念父母，设了一个"李圣质先生夫人剧本奖"，她把首奖颁给了我的第一个剧本《画》，她又勉励我们务必演出。在认识她以前，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投入舞台剧的工作--我不相信我会那么傻，可是，毕竟我也傻了，一个人只有在被另一个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后，才能可能成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舞台剧，我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见了一个老师"。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欢那个人，我就跟他一起做"。在教书之余，在家务和孩子之余，在许多繁杂的事务之余，每年要完成一部戏是一件压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让她失望。
在《画》之后，我们推出了《无比的爱》、《第五墙》、《武陵人》、《自烹》(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将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导演黄以功，舞台设计聂光炎，也都是她的学生。
我还记得，去年八月，我写完《和氏壁》，半夜里叫了一部车到新店去叩她的门，当时我来不及誊录，就把原稿给呈她看。第二天一清早她的电话就来了，她鼓励我，称赞我，又嘱咐我好好筹演，听到她的电话，我感动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赶着看的。现在回想起来不免内疚，是她太温厚的爱把我一宠一坏了吧，为什么我兴冲冲地去半夜叩门的时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龄和她的身体呢?她那时候已经在病着吧?还是她活得太乐观太积极，使我们都忘了她的年龄和身体呢?
我曾应幼狮文艺之邀为她写一篇生平介绍和年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里倒是常有点心)，穿得也马虎，住宅和家具也只取简单实用，连计程车都不太坐。我记得我把写好的稿子给她看过，她只说："写得太好了--我哪里有这么好?"接着她又说："看了你的文章别人会误会我很孤单，其实我最爱热闹，亲戚朋友大家都来了我才喜欢呢!"
那是真的，她的独身生活过得平静、热闹而又温暖，她喜欢一切愉悦的东西，她像孩子。很少看见独身的女人那样爱小孩的，当然小孩也爱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们巧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小孩，不是学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员。
有一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见她所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是女学生，其实已是孩子读大学的华发妈妈了，那还是她在大学毕业和进入研究所之间的一年，在广东培道中学所教的学生，算来已接近半世纪了。(李老师早年尝用英文写过一个剧本《半世纪》，内容系写一传教干终身奉献的故事，其实现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个奉献了半世纪的传教士)我们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时候，那太太掏出她儿子从台中写来的信，信上记挂着李老师，那大男孩说："除了爸妈，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这样一个被别人怀念，被别人爱的人。
作为她的学生，有时不免想知道她的爱情，对于一个爱美、爱生命的人而言，很难想象她从来没有恋爱过，当然，谁也不好意思直截地问她，我因写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一下，我问她："你平生有没有什么人影响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亲，他那样为真理不退不让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的笔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质则是家谱上的排名)就是为了纪念他"。除了长辈，我也指平辈，平辈之中有没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给了你终生的影响的。"她思索了一下说："有的，我有一个男同学，功课很好，不认识他以前我只喜欢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写作也只觉得单凭才气就可以，可是他劝导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凭才气是不行的--我至今还在用功，可以说是受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很难相信一个女孩既折服于一个男孩而不爱他的，但我不知道那个书念得极好的男孩现今在哪里，他们有没有相爱过?我甚至不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之间也许什么都没有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我倒是宁可相信有一段美丽的故事被岁月遗落了。
据她在培道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倒也不是特别抱什么独身主义，只是没有碰到一个跟她一样好的人。"我觉得那说法是可信的，要找一个跟她一样有学养、有气度、有原则、有热度的人，质之今世，是太困难了。多半的人总是有学问的人不肯办事，肯办事的没有学问，李老师的孤单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剧运的事上也是孤单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导演舞台剧的江伟先生到台湾来拜见她，我带他去看她，她很高兴，送了他一套签名著名。江先生第二次来台的时候，她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也许因为自己是台山人，跟华侨社会比较熟，所以只要听说海外演戏，她就非常快乐、非常兴奋，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领，就是在最无可图为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还记得那一次吃饭，她问我要上哪一家，我因为知道她一向俭省，(她因为俭省惯了，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俭省了，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议她去云南人和园吃"过桥面"，她难得胃口极好，一再鼓励我们再叫些东西，她说了一句很慈爱的话："放心叫吧，你们再吃，也不会把我吃穷，不吃，也不会让我富起来。"而今，时方一年，话犹在耳，老师却永远不再吃一口人间的烟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
今秋我从国外回来，赶完了剧本，想去看她，曾问黄以功她能吃些什么，"她什么也不吃了，这三个月，我就送过一次木瓜，反正送她什么也不能吃了--"
我想起她最后的一个戏《瑶池由梦》，汉武帝曾那样描写死亡：
你到如今还可以活在世上，行着、动着、走着、谈着、说着、笑着;能吃、能喝、能睡、能醒、又歌、又唱，享受五味，鉴赏五色*，聆听五音，而她，却垫伏一在那冰冷黑暗的泥土里，她那花容月貌，那慧心灵性*……都……都……都
心中黯然久之。
李老师和我都是基督徒，都相信永生，她在极端的痛苦中，我们曾手握着手一起褥告，按理说是应该不在乎"死"的--可是我仍然悲痛，我深信一个相信永生的人从基本上来说是爱生命的，爱生命的人就不免为死别而凄怆。
如果我们能爱什么人，如果我们要对谁说一句感恩的话，如果我们要送礼物给谁，就趁早吧!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表达了。
其实，我在八月初回国的时候，如果立刻去看她，她还是精神健旺的，但我却拼着命去赶一个新剧本《第三害》，赶完以后又漏夜誊抄，可是我还是跑输了，等我在回国二十天后把抄好的剧本带到病房的时候，她已进入病危期，她的两眼睁不开，她的声音必须伏一在胸前才能听到，她再也不能张开眼睛看我的剧本了。子期一死，七弦去弹给谁听呢?但是我不会摔破我的琴，我的老师虽瞳了，众生中总有一位足以为我之师为我之友的，我虽不知那人在何处，但何妨抱着琴站在通衢大道上等待呢，舞台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被人接受的。
年初，大家筹演老师的《瑶池仙梦》的时候，心中己有几分忧愁，聂光炎曾说："好好干吧，老人家就七十岁了，以后的精力如何就难说了，我们也许是最后一次替她效力了。"不料一语成谶，她果真在演《瑶池仙梦》三个月以后开刀，在七个月治。《瑶池仙梦》后来得到最佳演出的金鼎奖，其导演黄以功则得到最佳导演奖，我不知对一位终生不渝其志的戏剧家来说这种荣誉能增加她什么，但多少也表现社会给她的一点尊重。
有一次，她开玩笑的对我说：
"我们广东有句话：'你要受气，就演戏。'"
我不知她一生为了戏剧受了多少气，但我知道，即使在晚年，即使受了一辈子气，她仍是和乐的，安详的。甚至开刀以后，眼看是不治了，她却在计划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出国去为她的两个学生黄以功和牛川海安排可读的学校，寻找一笔深造的奖学金，她的遗志没有达到便撒手去了，以功和川海以后或者有机会深造，或者因恩师的谢世而不再有肯栽培他们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己自她得到最美的遗产，就是她的诚恳和关注。
她在病床上躺了四个月，几上总有一本《圣经》，床前总有一个忠心不渝的管家阿美，她本名叫李美丹，也有六十了，是李老师邻村的族人，从抗战后一直跟从李老师到今，她是一个瘦小、大眼睛的、面容光洁的、整日身着玄色*唐装而面带笑容的老式妇女，老师病笃的时候曾因她照料辛苦而要加她的钱，她黯然地说："谈什么钱呢?我已经服侍她一辈子了，我要钱做什么用呢?她已经到最后几天了，就是不给钱，我也会伺候的。"我对她有一种真诚的敬意。
亚历山大大帝曾自谓："我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她却可以把这句话改为："我两手空空而来，但却带着两握盈盈的爱和希望回去，我在人间曾播下一些不朽是给了别人而依然存在的。"
最后我愿将我的新剧《第三害》和它的演出，作为一束素菊，献于我所爱的老师灵前，曾有人赞美过我，曾有人底毁过我，唯有她，曾用智慧和爱心教导了我。她曾在前台和后台看我们的演出，而今，我深信她仍殷殷地从穹苍俯身看我们这一代的舞台。
遇见————————————————————————
一个久晦后的五月清晨，四岁的小女儿忽然尖一叫起来。
"妈妈!妈妈!快点来呀!"
我从床上跳起，直奔她的卧室，她己坐起身来，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
"什么事?"
她不说话。
"到底是什么事?"
她用一只肥匀的有着小肉窝的小手，指着窗外，而窗外什么也没有，除了另一座公寓的灰壁。
"到底什么事?"
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
"天!"
我顺着她的手望过去，果真看到那片蓝过千古而仍然年轻的蓝天，一尘不染令人惊呼的蓝天，一个小女孩在生字本上早已认识却在此刻仍然不觉吓了一跳的蓝天，我也一时愣住了。
于是，我安静地坐在她的旁边，两个人一起看那神迹似的晴空，平常是一个聒噪的小女孩，那天竟也像被震慑住了似的，流露出虔诚的沉默。透过惊讶和几乎不能置信的喜悦，她遇见了天空。她的眸光自小窗口出发，响亮的天蓝从那一端出发，在那个美丽的五月清晨，它们彼此相遇了。那一刻真是神圣，我握着她的小手，感觉到她不再只是从笔划结构上认识"天"，她正在惊讶赞叹中体认了那份宽阔、那份坦荡、那份深邃--她面对面地遇见了蓝天，她长大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得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一团一大一团一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我仍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偶然风起所带来的。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情况简直令人暗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漫天漫地都是那种东西，第二天情形完全一样，我感到诧异和震撼。
其实，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一子是靠风力靠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条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之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
我感到那云状的种一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馀，只有一颗种一子足以成树，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
我至今仍然常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一子中有哪一颗种一子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长成，那颗种一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荫，教会她，怎样敬畏生命。
我在————————————————————————————————————
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青山、迟迟春日，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凄凉。当时因为小，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因由，但那份痛，却是记得的。
为什么痛呢?现在才懂，只因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一起挨骂挨打都是好的啊!
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始脏，小手还没有汗湿，老师说：
"XXX"
"在!"
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
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然后，长大了，不必被点名了，却迷上旅行。每到山水胜处，总想举起手来，像那个老是睁着好奇圆眼的孩子，回一声：
"我在。"
"我在"和"某某到此一游"不同，后者张狂跋扈，目无余子，而说"我在"的仍是个清晨去上学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回答长者的问题。
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能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题?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份吗?就连神明，其所以神明，也无非由于"昔在、今在、恒在"，以及"无所不在"的特质。而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已"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感到另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天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浩浩莽莽的无限，而我是此时际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觉。
有一年，和丈夫带着一团的年轻人到美国和欧洲去表演，我坚持选崔颢的《长干曲》作为开幕曲，在一站复一站的陌生城市里，舞台上碧色绸子抖出来粼粼水波，唐人乐府悠然导出：
君家何处走，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渺渺烟波里，只因错肩而过，只因你在清风我在明月，只因彼此皆在这地球，而地球又在太虚，所以不免停舟问一句话，问一问彼此隶属的籍贯，问一问昔日所生、他年所葬的故里，那年夏天，我们也是这样一路去问海外中国人的隶属所在的啊!
《旧约》里记载了一则三千年前的故事，那时老先知以利因年迈而昏聩无能，坐视宠坏的儿子横行，小先知撒母耳却仍是幼童，懵懵懂懂地穿件小法袍在空旷的大圣殿里走来走去。然而，事情发生了，有一夜他听见轻声的呼唤：
"撒母耳!"
他虽渴睡却是个机警的孩子，跳起来，便跑到老人以利面前：
"你叫我，我在这里!"
"我没有叫你，"老态龙钟的以利说，"你去睡吧!"
孩子躺下，他又听到相同的叫唤：
"撒母耳!"
"我在这里，是你叫我吧?"他又跑到以利跟前。
"不是，我没叫你，你去睡吧。"
第三次他又听见那召唤的声音，小小的孩子实在给弄糊涂了，但他仍然尽快跑到以利面前。
老以利蓦然一惊，原来孩子已经长大了，原来他不是小孩子梦里听错了话，不，他已听到第一次天音，他已面对神圣的召唤。虽然他只是一个稚弱的小孩，虽然他连什么是"天之钟命"也听不懂，可是，旧时代毕竟已结束，少年英雄会受天承运挑起八方风雨。
"小撒母耳，回去吧!有些事，你以前不懂，如果你再听到那声音，你就说：'神啊!请说，我在这里。'"
撒母耳果真第四度听到声音，夜空烁烁，廊柱耸立如历史，声音从风中来，声音从星光中来，声音从心底的潮声中来，来召唤一个孩子。撒母耳自此至死，一直是个威仪赫赫的先知，只因多年前，当他还是稚童的时候，他答应了那声呼唤，并且说："我，在这里。"
我当然不是先知，从来没有想做"救星"的大志，却喜欢让自己是一个"紧急待命"的人，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
这辈子从来没喝得那么多，大约是一瓶啤酒吧，那是端午节的晚上，在澎湖的小离岛。为了纪念屈原，渔人那一天不出海，小学校长陪着我们和家长会的朋友吃饭，对着仰着脖子的敬酒者你很难说"不"。他们喝酒的样子和我习见的学院人士大不相同，几杯下肚，忽然红上脸来，原来酒的力量竟是这么大的。起先，那些宽阔黧黑的脸不免不自觉地有一份面对台北人和读书人的卑抑，但一喝了酒，竟人人急着说起话来，说他们没有淡水的日子怎么苦，说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坏了，说他们宁可倾家荡产，也不要天天开船到别的岛上去搬运淡水……
而他们嘴里所说的淡水，在台北人看来，也不过是咸涩难咽的怪味水罢了--只是于他们却是遥不可及的美梦。
我们原来只是想去捐书，只是想为孩子们设置阅览室，没有料到他们红着脸粗着脖子叫嚷的却是水!这个岛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鸟屿，岩岸是美丽的黑得发亮的玄武石组成的。浪大时，水珠会跳过教室直落到操场上来，澄莹的蓝波里有珍贵的丁香鱼，此刻餐桌上则是酥炸的海胆，鲜美的小鳝……然而这样一个岛，却没有淡水。
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在同盏共饮的黄昏，也许什么都不能，但至少我在这里，在倾听，在思索我能做的事……
读书，也是一种"在"。
有一年，到图书馆去，翻一本《春在堂笔记》，那是俞樾先生的集子，红绸精装的封面，打开封底一看，竟然从来也没人借阅过，真是"古来圣贤皆寂寞"啊!"心念一动，便把书借回家去。书在，春在，但也要读者在才行啊!我的读书生涯竟像某些人玩"碟仙"，仿佛面对作者的精魄。对我而言，李贺是随召而至的，悲哀悼亡的时刻，我会说："我在这里，来给我念那首《苦昼短》吧!念'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读那首韦应物的《调笑令》的时候，我会轻轻地念："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一面觉得自己就是那从唐朝一直狂弛至今不停的战马，不，也许不是马，只是一股激情，被美所迷，被莽莽黄沙和胭脂红的落日所震慑，因而心绪万千，不知所止的激情。
看书的时候，书上总有绰绰人影，其中有我，我总在那里。
《旧约·创世纪》里，堕落后的亚当在凉风乍至的伊甸园把自己藏匿起来。上帝说：
"亚当，你在哪里?"
他噤而不答。
如果是我，我会走出，说：
"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逊顺祥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的梦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上帝啊，俯察我，我在这里。"
"我在"，意思是说我出席了，在生命的大教室里。
几年前，我在山里说过的一句话容许我再说一遍，作为终响：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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