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诗人就分为两类，一类诗人入世，他们吟咏着民众的悲欢，好像永远都站在我们中间，如杜甫。
另一类诗人出世，或如陶渊明采菊东篱，或如诗仙李白俯视众生，或为艺术而行走人间。
他们降临尘世，经历人生的洗礼和情感的磨难，写出和泪滴血的诗篇，然后就像流星划过夜空，倏然而逝。
他们才是纯粹为诗而生、为诗而死的人。
只有喜爱“飞翔”和“云游”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归去方式。
一百二十年前，徐志摩出生，从此人间拥有了最美妙的诗意四月天。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否则你解释不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会在短短十年间，成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更无法解释，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恋而身败名裂，至少也是声名受损，独有徐志摩却是，每经过一次婚恋，便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每一个女人显示着他的一个优异的侧面。
一个著名的诗人，一个文艺的男人，这样理解徐志摩，还远远不够，深入研究，你会发现他的形象，比我们原来的了解，要丰富得多。几乎可以说，毕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国的社会，尽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国民的素质，尽快地自尊自强。这一心志，在他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的序里，说得很是透彻：“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①。”
出国前，徐志摩已拜在梁启超门下。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即踏入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厅堂。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这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20世纪20年代，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一件一件的史实不必赘述，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真正显示它的群体威力，还要等到1927年，多数成员啸聚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蓄积力量。这期间，最具风采，最见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权。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最有名的该是“仇友赤白”“闲话事件”两次大论战。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1927年春天之后，功绩卓著的文学团体，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属。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相继办起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可以说，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一个年轻人，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接连几起婚恋风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却还能闹中取静，静中发力，跃马挥枪，几个回合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又是几个回合，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开书店，办刊物，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这样的人，不是上苍着意怜爱的天才，又是什么?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公允地说，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