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处走

读了还想再读，打开了又合上，合上又想打开。活着的刘高兴和死去的五富让我同情，让我伤感。妓女孟夷纯和刘高兴荡气回肠的爱情令我怜悯，令我敬畏。人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往高处走的毕竟是少数而往低处走的人却像潮水一样，走了一茬又一茬。

看着自己写下这个题目时我的心就慌了起来，手中的笔也开始不听使唤了，紧接着两手就开始冰凉了起来，又感觉头发也一根根竖起来坐在木椅子的身子也开始左右挪动，霎时间屁股好象被疙针扎了一样坐立不安。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灵魂已出窍。古人说，文章惊恐成，难道真有此事！于是抬头仰望贴在书案上方自书的那幅“灵魂”二字。见立在“云”字身后的“鬼”正在看着我笑。又有古人说，“百鬼狰狞”。难道我前身是“鬼”投胎不成。在香烟袅袅和热气腾腾的茶香中，我顿时明白起来毕竟自己至今从未写过一篇小说，而且还要厚着脸皮指东道西。陕北人常说，“扁担量逑——你冒舞哩。”尽管有以上的顾虑但我仍是斗胆对小说《高兴》作评述，望贾平凹先生见谅，并给予批评指正。

说句心里话，小说《高兴》勾起我少年时期的一段拾荒梦。在那段清苦而有快乐的日子里我学会自强、自立，懂得了人情世故，知道了社会的复杂。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89年自幼抚养我的外婆在那个躁动不安的夏季殁了。转眼间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成了孤儿，暂寄住在两个舅舅家。学潮过后我离开生活十二年的稍木侧沟村，大姨和大舅将我送回我的新家——甘肃玉门（父亲和母亲是50年代时支原大西北是去的）那时老家的学校教学质量差我又是个捣蛋鬼，所以学习也就没了样子，成了村里有名的街（读成：gai）溜子。回到玉门，母亲送我到学校去报名，校长李见我字写的难看，学习基础太差坚决不收。校长李还说，我们的学校是全市最有名的学校，这样的学生若是进我们学校上学会拖他们的后退，影响他们学校的名声。为了我能进这所全市有名的学校上学，母亲三番五次地去学校给校长李说情送礼，又托人走后门，费劲了周折校长李才算勉强答应收下我这个差学生。因为我在老家耽搁了上学时间，所以就比妹妹低了一级，妹妹在四年级，我在三年级。上学一个月后，原本已经退休的父亲突然去大姐钟表门市部值班了。后来我知道父亲那时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300元而母亲更是少的可怜每月只有150元退休工资。为了能继续供我们子妹俩上学，父亲托大姐给他找份看大门的工作。大姐就去她们单位领导说情，（那时大姐在玉门市轻工机械厂工作）让父亲到钟表门市部值班。厂里领导知道父亲是个为人忠厚老实耿直得人。当下就同意大姐的请求，让父亲在他们门市部值班，值班费每月80元。

大姐上班的门市部坐落于玉门市中心大街上的一栋八十年代盖起的二层青砖楼房。一楼是门市部，木门、木窗，水泥地板。咋看上去和老家的土产门市部没什么两样。走上二楼是分别设有活动室、党委办公室和门市部主任办公室。透过主任办公室的玻璃木窗户可以看到里面办公桌椅是新的，桌子上放着一部红色的电话很刺眼。在靠窗户另一侧立着一个五层书柜里面摆满了花花绿绿的书。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得书。在通向二楼楼梯的拐角处有一间约30平米房子，这是门市部专门存放贵重手表的地方，是他们的金库。靠东面的墙根下放着两个蓝色的保险柜，柜门上那不锈钢的密码锁像罗盘一样爬在上面纹丝不动。西边的窗户下支着一张铁架子床，架子上是一块厚厚杨木床板，床板上铺着父亲从家里带来的羊毛毡和被褥。南面墙上开着两扇窗户，窗户外边用指头粗的钢精焊了护栏，看上去像公安局拘留室一样。窗户下放着一张橘红色木头长方桌，桌子的一头摆有一台14英寸日本“富日”牌彩色电视机，没有安装闭路线只能收看三个频道。另一头整齐一排暖壶，暖壶都是统一个牌子“上海牌”。父亲每晚都要用茶壶烧开水然后将这些暖壶逐个灌满，专供第二天门市部营业人员上班领用。楼梯下的拐角处是自来水管，金黄色的水龙头下放着一口大水缸，水缸盛满了水，清澈见底，人过去就照了镜子。有时帮父亲烧水当我走到水缸前舀水时，父亲就笑着说，瞧你那鬼样子！楼门后边有个四周用水泥墙围成的土院子，院子中间一块用砖头砌出的长方型花池，原本是种着各种花草的，可父亲来了后就改成菜地了，父亲说种花不如种菜，花只能看不能吃，菜即能看又吃。父亲把种好的菜一半拿回了家里，一半分给了门市部的主任和营业员。门市部的人高兴得说，父亲是把种菜的好手，种出的菜比市场上买的好吃。只有我知道父亲种菜是不用化肥和农药的。楼东的墙根下整齐的码放着父亲从垃圾箱拾回来旧纸箱、旧书、各种饮料瓶、塑料瓶和啤酒瓶等破烂。这就是我第一次去给父亲送饭时，父亲领我参观他的值班室，没想到后来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那时父亲65岁，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但父亲很乐观。他对我说，这比在旧社会给地主揽长工强多了，活又不重，人又清闲还能拾破烂，挣点喝酒钱。父亲说的轻松得意，而我却听的伤心难过。后来小妹告诉我说，父亲将自己的工资全部交给了母亲，自己每月只拿80元的值班费和他拾破烂卖的来几十元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寒假刚放，母亲就对我说，这个寒假除了完成寒假作业之外，还要跟你大一起拾破烂也好交明年的学费。应该让你到社会上去锻炼了，你大12岁就开始给地主家揽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早点到社会锻炼将来工作就有经验了。母亲是共产党员，是学习《毛泽东语录》的积极分子，平时在家里教导我们开口闭口离不了《毛泽东语录》。

从那天起，早晨我认真做完当天的寒假作业，下午就跟着父亲推着小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拾起破烂来。我们的三轮车并不是脚踏三轮车，而是手推三轮车。母亲说，这是她当年在百货公司当经理时委托钢窗厂的王经理订做了这辆小三轮车。小三轮车并不大，三角铁焊就的铁皮车斗，2.5公分自来水管焊就的车把。车斗前面两个胶皮车轮，后面中间一个小车轮。车身是浅蓝色的，看起来笨重但用起来却轻巧灵便。我推小三轮车走在前面，父亲跟在后面，车斗里放着根绳子和用来扒垃圾的小铁钩。就这样一老一少，父子二人穿梭在玉门的大街小巷。俄大说，废、铁、铜、铝和书报我们很难拾到，多数都收破烂的河南人给拾走了。河南人贼的很，我们打不过交道，我们只能拾纸箱子。虽然俄大已年过六旬的老汉了，但走起路来背不驼，要不弯，气不喘，一股风。这是父亲在战争年代锻炼出的结果。我们每拾满一小车纸箱，父亲就用绳子捆成捆高高的摞在车上，最后用一根尼龙绳子捆了车。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着直到终点——父亲值班室的院子。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将这六天拾来得废纸箱拉到废品收购站去卖。废品收购站有个姓刘的女人，看起来五十多岁，小鼻子小眼，个子道是很高，烫着卷发头，额头前的头发用电吹风吹的高高的像个鸟窝。两耳戴着对金耳环，嘴上搽着口红；见有人卖破烂来抿嘴就笑。她认识父亲，也知道母亲所以称总是称的高高的，从不敢在称上捣鬼。我们每次卖完破烂回来，父亲的脸上总是露出高兴得意的笑容，一路上见了熟人就打招呼。要是我们早晨去卖，回来时父亲定会带我到街上牛肉面馆吃上一老碗牛肉面。那时侯我已经感到是很满足、很幸福的事了。

玉门市区座落在祁连山北麓前山坡冲积扇面的石油河畔，面积18万平方公里，地势南高北低呈西南——东北走向。海拔2100米至2600米，完全是座山坡上的城市。于是当地人就编了顺口溜说，玉门三大怪；自行车比汽车跑的快，衬衣穿在毛衣外，姑娘比小伙坏。

“自行车比汽车跑的快”是说，玉门市区在祁连山坡上公路就成滑梯型一样南高北低，所以居住在玉门市区人无论是市民、工人、农民、还是学生都是不骑自行车，也不会骑自行车。石油工人上班下班都有班车接送。市民们去商场购物、市场买菜都乘坐公交车或步行。不过有一种人除外，就是邮政局送报刊信件的投递员，每天早晨投递员的小伙子们人手一辆绿色自行车，身穿青一色“中国邮政”绿色标志服，每辆车后挂着装满邮袋的报刊信件。然后八点整准时齐刷刷的从邮局大门骑车出发，除了大门就是坡，一股子风直冲而下景色很壮观，常常引得路人停下脚观看。等下午送完信回来早已没有早上那股威风了一个个累的脸红脖子粗满头大汗叫爹骂娘。他们就这样一年四季自行车风雨无阻的在这座山坡上爬来爬去。我在邮局工作的那几年，空闲时就常去投递班和投递员唠嗑。因为大家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后生都能谈的来，常常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一阵子。啥事干久了就成了行家，成了本事。这帮人里边有个叫曹正的小伙，个子不高但比我高，人虽瘦但比我胖，我唯一的优势是比他白，所以他经常开玩笑叫我“小白脸”曹正在邮政局送信已经八年了是邮政局投递班里的元老了。时间长了，他就练就了一身骑自行车的绝活。下坡时，他双手脱开车把只用左脚踏板，腾出右脚来控制方向，然后两手插进裤兜里口里吹着口哨，一路上很是威风。每次见了我纠缠着要我给他写篇新闻报道出去。在我即将离开邮政局时他的这手绝活终于被《石油工人报》刊登了，稿子是我写的可惜没等他看到，他就辞职回老家种地去了。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