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了于谦

夜读闲书，忽然想起了于谦，扼腕痛惜之余，便陷入沉思。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今杭州）人，是明代著名的爱国英雄，他特别仰慕民族英雄文天祥，将他的画像挂在自己座旁，并题诗赞道：“孤忠大节，万古修传，我瞻遗像，清风懔然”。表达了他立志要做一个为国献身的好男儿的意愿。“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碎骨粉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便是他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

于谦自幼勤奋好学，15岁考中了秀才，24岁考中了进士，由于他为官清正，又富有才干，深得朝廷信任，33岁已担任兵部侍郎一职。曾巡抚河南、山西，兴利除弊，解民倒悬，被誉为“于青天”。1449年秋，北方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率部入侵，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怂恿下，亲率50万大军北伐，在土木堡（今北京官厅水库北岸）兵败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之后，也先率军大举南下，京师震恐。有大臣提出迁都避敌，于谦力主不可：“言南迁者，可斩也。”遂拥戴英宗的弟弟、监国成王为君（即景帝），并以兵部尚书总督军务，负起守城重责。最后，赶走瓦刺，迎回英宗，重整明室。可是，于谦怎能料到，六年后，一班曾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挽回大明江山的同僚们，竟和英宗一起必欲杀于谦而后快？

有人分析于谦的死因有以下几点：

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其时，瓦刺北遁，英宗南归，明室重整，江山再造，若于谦此时抽身而退，功德可谓圆满矣！于谦却不善处于祸福之间，未在此时全身而退，此其误一。

参与夺门之变、英宗复辟的文臣之首徐有贞，他便是主张都城南迁以避瓦刺的大臣之一，也正因有此污点，不得重用。但此人极有智谋，明史称其“凡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后来在治水中更是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这样的人才未能致而用之，于谦可谓失人。此其误二。

石亨蒙于谦举荐，在保卫京城的战斗中两人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石亨因军功封侯，他觉得自己功劳没于谦大，官爵却比于谦高，很不好意思，便向景帝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谁知于谦不但不领情，还在景帝面前指责他徇私，搞得石亨颜面尽失，从此怀恨在心。相似的还有一件事：王伟是于谦提拔的，但他很怕被别人看成是于谦一党，于是就偷偷向景帝检举于谦的失误。谁知景帝很信任于谦，把这事全告诉于谦了。于谦便对王伟说：“我有失，望君面规我，何至尔邪？”由此可见，如果于谦能够“面规”石亨的话，或许这两个曾并肩作战的战友就不致于反目成仇。

景帝对于谦很信任，做什么事于谦“一言即止”。于谦的正道直行得罪了很多人。虽然于谦心中没有党派之见，朝堂上的大臣却无形中出现了“谦党”。一些大臣走到了于谦的对立面，于谦失去了很多的人心和支持。

景帝对于谦的信任、倚重，使得于谦虽无宰相之名，却已有宰相之实。于谦一句话便将位于武将之首的石亨从自己的统一战线上推到了对立面，可谓失策。于谦为兵部尚书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处宰相之尊而不善于履行宰相之责，可谓失职。此其误三。

如果以上几点成立的话，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我认为于谦犯的最终还是人类的通病：首先是“官本位”意识。尽管于谦是难得的一个好官，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较早地具有民本思想并能大胆地喊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尽管他为朝庭鞠躬尽瘁、赤手擎天，但明室重整之后，却不知道“功成身退”，这其中多少有点“官本位”思想在作怪，这在封建官场的相互倾轧中，是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其次为心胸狭隘，在自己的眼里容不得沙子。像徐有贞这样的一位贤臣，只因在大敌当前之机主张都城南迁以避瓦剌，这完全是个人的观点问题，而在于谦看来似乎就是大逆不道，并从此让其“坐冷板凳”，这同将人“一棍子打死”没有两样，也跟英宗杀你于谦自己的做法没有两样。王伟的行为固然不可取，于谦知道后尽管心里有气，但身正不怕影子斜，对王伟不必以有失身份的态度对待之。以这样的方法处事，昔日的战友反目成仇势在必然。

再次为感情意气用事，缺乏思考。景帝不该将王伟检举于谦的事告诉于谦；于谦也不该当着景帝的面指责石亨徇私。前者无非表白我景帝对你于谦的信任；后者也无非说明我于谦的大公无私、刚正不阿。尽管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第三者的感觉是很不好的。我们常说，是真是假，是好是坏，大家心里有数。如果当场一表白，反倒给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做人也真奇怪，历史上不少贤臣良将尽管一生雄才大略、功德盖世，但最终竟会失败在自身的一些弱点上。这是其个人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人们常说，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看来，此话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