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之法律观：不以言代法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唐王朝大张旗鼓的开科选拔人才。因为是一个新王朝的初立阶段，有人趁制度的不完善，在品级、资历上弄虚作假，犹如现在的伪造假文凭、假学历。李世民对此很是恼火，便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限期自首，逾期不自首的，要处以死罪。????事实证明，不管你如何采取宽大的措施，总还是有一些人想靠侥幸蒙混过关的，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投机者，靠歪门邪道去捞取大的利益。因此当李世民发布的那个最后期限过去后，仍有一小部分自以为做的很隐密的人，不去自首，顽强坚持。不久，有个搞欺骗的家伙，被查出来了。????时为大理寺少卿（大理寺执掌审核刑狱案件）的戴胄依据法律，判处这个人流放罪，向上报告。李世民很生气，对戴胄说：“我刚下令把不自首的人处以死罪，现在你又按照法律判流放罪，你这样做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我不讲诚信吗?”好家伙，李世民也讲歪理了！这是个难题，他要看到戴胄如何来回答这个难题。????戴胄说：“陛下您要是当即把他杀掉，这不是我的职责所能管得着的；但您让我掌管法律，为臣我不敢破坏法律。”李世民发火了，质问道：“现在你要遵守法律，难道要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说：“您诏书的失信是小事，法律失信才是大事！因为法律是国家用于布大信于天下的，人说的话是随着当时的喜怒而发的。陛下您发泄一时的愤怒，要杀掉那些人，过后知道不能这样做，而按法律来处置，这才是忍住小的愤怒而保存大信于天下。我很为您没有这样做而痛心。”????戴胄的话让李世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不以言代法，的确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而人的情绪有时又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如何不让自己盛怒之下说过的话具体实施，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对戴胄说：“我掌握法律有过失，你能给以纠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满朝的大臣都应该这样呀！”正是李世民大力提倡对自己的监督，才使他的贞观初期很快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还形成了一个对皇帝的失误进行进谏监督的良好氛围。????还是这年的十二月，隶属贝州的隃县（在今山东省）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犯了法条，李世民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又下了一道处死他的命令。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大臣站出来了，他就是殿中侍御史李乾祐，他说：“法律，是陛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不是陛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的；现在裴仁轨犯了轻罪却处以极刑，臣是怕从今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下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知道这个“殿中侍御史”只是个“从七品下”的小官呀，他都有这个胆量逆龙鳞，你看一下，那个时候君臣之间，是个多么好的氛围呀。李世民不但听取了李乾祐的建议，免除了裴仁轨的死刑，而且提升他为“侍御史”（从六品下），好的风气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唐新语》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乐蟠令叱奴陟因盗窃官粮被弹劾，李世民大怒，“特令处斩”。这时候一个小小的官员中书舍人张文瓘站出来了，他说叱奴陟的罪按照法律来量刑，不是死罪。李世民说：“仓粮的事情非常重大，不斩此人，恐怕再犯这种罪的人会越来越多，应该严打！”这时候，魏征又站出来了，他说：“陛下制定法律，就是要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如果随意改变，人们就会恐惧法律之外的惩罚。况且如果再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将如何判处比这个更严重的罪呢？”李世民终于醒悟了，采纳了张文瓘、魏征的建议，免除了这个县令的死罪，依法处置。????现在的人读历史，总有一些很可笑的事，那就是以现在的观点去度历史中的人物，这不但可笑，而且无知了。一千多年前李世民大帝的贞观之治带给了我们很多思考，我们接受的是好的思想与做法，我们继承的是智慧与精华。皇帝再好，也不适应于这个时代了，但那些治理国家的好的方法与法律至上的思想，我们还是要吸收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优势。????李世民不以言代法的思想，拿到现在的中国法律实践中来，也是很难做到的，在现实中，权大于法的现象到处皆是。前不久，那个小县城里的公安去京城拘捕法制报记者的丑闻，就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他们不知道法吗，知道。他们不知道犯法吗，不知道。因为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人治的，权力至上，老子就是法，老大帝国呀，你怎么能够再继续走下去！????不是法条编出来了、记在大书上了，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执行到位，不纯粹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政治制度不彻底改革，到头来不管什么东西，看起来再好，也是一纸空文。马克思说过，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不能总是等到躺进棺材里去后才大彻大悟呀。????08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