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三年同一期间良丰有埋婢案，桂林有医院职员踢死工友案，青年会职员吊打童犯案，广西省偏僻县份有活埋女教师案，福建南平有虐杀童养媳案，宝鸡有鸨母戮毙稚妓案，恩施有锥刺棒打妻子，撒尿迫饮的虐待案，成都有经理踢死女工案……这些私刑案件，如果大家并非健忘的话，一 连串想起来，真要以为我们今日是生活在《西游记》的境域中了。
沦陷区的吃人肉案，各地发生的盗窃案，研究起来是要关联到经济的原因，今日若是被贫穷逼得无路可走铤而走险的人，一般社会心理对他们还多多少少有点原谅，因为真正的吃人魔鬼屹立不动，对“窃钩”的小鬼又何必苛责。但对这些滥施私刑的家伙，却真令人觉得憎恨难忍，不活埋人，不踢死人，不锥死人，不戮毙人，自己还是可以好好地活下去呀！本来略略涉猎过几本社会科学书的人，就会知道世界上好人与坏人之分，并非轻易的事，而且也决不像“脸谱主义”的舞台所表现的那么简单，这世界有满肚人脂人血的善士，也有满肚良知良心的叛徒，非有智慧的显微镜，甚难鉴别。但对这些滥施私刑者，我们却可以毫无疑义地断定这是一群历史的渣滓人物，一群坏到无以复加的败类！我们如果得到活埋或戮毙一类惨案暴露时，才奔走骇汗，相惊接耳，而对于一般非法的逮捕，如韶关一个小小的区长捕捉记者等，对于一般具体而微的私刑，如警察踢小贩，乘客打车夫，丈夫殴妻子，主人鞭婢仆等视若情理之常，我们客观上已经是私刑的啦啦队了。
我所知道的中国民间的私刑真多，有些地方捉到深夜走菜园盗菜蔬的人，是把他的脚筋割断，使这小偷终生成为残废；有的地方，捉到通奸的男女是把这两个人捆在一起，装入猪笼连同石头一起沉到河心去；北方的妓馆，有所谓“雨打梨花”之刑，把猫放进稚妓的裤裆里，束住裤管，然后鞭打一场，让猫儿抓破稚妓的周身皮肉。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区域，有吃仇敌心肝的风俗，湘西特种民族间据说就有这种情形，沈从文还有声有色地把它写过小说。幼年时，我也曾亲眼看见过杀了强盗把他的心肝炒熟过酒的惨事。奇怪的是这些惨事，连善良的乡下人眼里也视为当然。譬如沉“野鸳鸯”，割小贼的脚筋等事，几乎很少村落有人挺身反对，这种各自为政的封建传统，这种毫无法治精神的野蛮作风，我相信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试看在篇首所列举的私刑案件，不是还发生在算做文明的都市里吗？
对于那些将人滥施私刑的恶人，对于那些以为“适当的私刑”仍算合理的庸人，（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亲手踢打小偷仆役一顿是天公地道的事，我们的法律对这些“适当的私刑”也似无干涉。）要彻底淘汰，恐怕还得归结到那一句老话，只有彻底把中国社会推前一步，才有办法吧。当鸡和虫在一 起，怎能希望鸡不吃虫，当主人和婢仆，鸨母和妓女在一起，怎能希望前者不压迫后者呢？
二
偶翻旧籍，发现了唐代长安设有人市，女人是和牛马同栏贩卖的。宋代人市似乎也不衰，名士如苏东坡，也用爱妾和人家换骏马，以致爱妾触柱自杀，这事迹到今天还昭昭可考，其余也就概可想见。数千年来，中原人市鼎盛，到了今天，流风余韵，还是袅袅不绝，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位先生拍电报到沦陷区去买婢女，据说因为饿殍载道的缘故，婢女的价格大跌云云。
我们的婢女买卖，似乎不及日本的妓女交易，依照范士白的记载，哈尔滨那家人口贩卖公司，布置堂皇，办事人员整整齐齐地坐在案前，如果谁来“定货”，付出定银若干，几十个几百个女人一周内就准时运到，这是现代商业组织在人市的具体运用，日本人用最文明的工具去做最野蛮的事，在世界是闻名的，这不过是一个小例子。
我们的婢女买卖，似乎也远不及摩洛哥的人市之盛，有友自欧洲来，说他参观过摩洛哥的人市，盛况并不逊于描写十五、六世纪欧洲社会的电影中的情景。大批原始买卖在非洲原是盛行的，这也不过是一个例子。
但尽管东也不及，西也不及，我们的人市，却自有一番中国风味，这就是小规模的原始的交易。
不知道别处怎样，我们乡下交易的情形是如此的，先由媒婆（媒婆大都兼营这种人口生意）把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带上门来，这些准丫头年龄大概都在八岁至十二岁左右，太小的不能操作，太大的容易跟人私奔，所以选择那种八岁至十 二岁的，也是一种人类生活实践的经验云云。
如果小姑娘的母亲跟着来，那就给她一条“红桌裙”（是垂在桌前，拜神时用壮观瞻的，上面绣着八仙过海等图样），让她围着身子才给进来，因为无儿无女的人家，身上大抵带着一股煞气，贱气，如果不用那条“红桌裙”冲它一下，是难免沾污了高门大户的福的。这类交易谈判，照例不在大厅，只在入门处准备给客人停轿的“轿厅”进行，而且总是由女主人负责，男主人，就是那班老爷少爷一类人物，只在交易快成功的时候，出来看看丫头的面孔是否端正，决定一个适当的价钱而已。凡是丫头肖虎的，头发黄的，鼻梁碰伤的，眼睛太小的，牙齿歪斜的，价钱总得杀它一下。谈判妥当了，就在大厅交银，这丫头立刻得另改一个名字，春梅、夏莲、秋菊、冬桂，用一个季令的名字加一种花的名字，一以表识其入门的节令，二以表识她是一个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