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二则)
父亲的抱负
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学习，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是父亲要母亲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没有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他要母亲试编一本。于是母亲就按她初嫁时父亲要她读的《史鉴节要》，用浅近文言，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为什么父亲自己不教我，而要母亲教我呢?因为一则此时祖母当家，母亲吃现成饭，有空闲;二则，一一也是主要的，是父亲忙于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父亲结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一战争中丧师辱国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对于富有爱国心的士大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变法图强的呼声，震动全国。乌镇也波及到了。我的父亲变成了维新派。亲戚中如卢鉴泉，朋友中如沈听蕉(呜谦)，都与父亲思想接近。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他喜欢的是数学。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入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了一付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但当时，曾祖父尚在，父亲只学偷偷学习，而且结婚以前，父亲没有钱，不能购买那时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
当时(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给，家中称为公账开支;这公账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费用，外加零用钱，每房每月五元……统归祖母掌握，如果父亲向祖母要钱买书，祖母就会说：家中有那么多书，还要买?
但在结婚以后，父亲知道母亲有填箱银元八百元，他就觉得他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这些计划，除了买书，还有同母亲到上海、杭州见见世面，到苏州游玩等等(父亲那时也没有到过上海、苏州)，甚至还想到日本留学。当时母亲笑道：“你没有当过家，以为八百块钱是个大数目，可以做这，做那。我当过家，成百上千的钱常常在我手上进出，我料想这八百元大概只够你买书罢了。”
事实上，当时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乡试，是不许父亲到别处去“见世面”的，何况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岁过上海，后来走南闯北，是最喜欢新环境，新事业的，不料他管教儿孙却另是一套。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知识。他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问，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维新。
几个月内，接二连三下了好些上谕，例如试士改八股文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当维新变法正当高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接着是老三房分家。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何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1902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
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有五、六人。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著。父亲还拍了一张六时的半身照相。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最后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
父亲的三年之病
前已说过，父亲在杭州乡试时得了疟疾，用奎宁治疗，回家后又生过小病;
接着是长寿舅父的去世，父亲同母亲在外祖母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先回家，就有低烧，盗汗，他自己开个方子服了几贴，也不·见效。接着是母亲也回家了，她看见父亲脸上气色，觉得不妙，问是什么病，父亲自己说，也还在摸索。
总之，不是什么伤风感冒之类。这就见得问题复杂了。父亲自己开方，用的是温补之药。母亲认为此番的病是考试时服了西药，把疟疾遏止，余势未清之故……母亲见父亲不听，便写了几封信，请外祖父的门生(包括姚圮塘)来给父亲会诊。来了七、八个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亲的看法大致相同。姚医生的看法却和我父亲差不多。最后，取了折中办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药。服了三、四帖，不见坏，也不见好。父亲还是天天起来，只是觉得容易疲劳而已。
渐渐地，母亲也不那么着急了，觉得这不是急病，拖个把月，慢慢打听有什么神医，大概不会误事。
因为母亲说要打听有什么神医，祖父、祖母却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原来父亲幼时(大概九、十岁)曾患一场怪病，也是经常有低烧，有盗汗，那时也是众医束手;拖了半年多，忽然听说本镇到了一个和尚(他是镇上某富户托人请来看病的)，精于太素脉，善治疑难病症。当时托人请这和尚来诊视，开了个方子，说可以长服，一个月后当见效，否则，也就不必再服，可到杭州某寺找他。
照方服了一个月，果然有效，守着这个方子服了半年，病完全好了。这个方子当时藏在一方大砚台下。
父亲服了那方子，果然有效。盗汗止了，低烧时有时无。母亲认为这和尚真有本事，更加盼望能找到他。
但就在这时候，我的弟弟(那时虚数三岁)忽然病了;父亲开方，吃了没有用。而弟弟之病来势甚猛，三、五天就不进饮食。母亲又通知了外祖父的那些门生。于是又来会诊，改变前方，另拟新剂，服了二帖，仍然无效，病儿却渐呼吸都很微弱。母亲决心请他的六叔(渭卿)来治。考虑到老人家久已不诊病，母亲就自己去请，说，好歹拉他来一趟。母亲坐了船去……从午时等到太阳西斜，方见粟香进来，大家都心里说，“这回连师妹也请不动了么”，可又见母亲扶着渭老慢慢进来。这一下，登时热闹起来。茶点早已摆齐，渭老上坐，听父亲简单明了地报告弟弟起病及医治过程，问了句“到今天是第八天了”，然后细看了前后各方，就由母亲扶着，父亲与粟香相随，都上楼去了。看过病儿，渭老下楼来立即开方，寥寥几行字，搁笔，对父亲和母亲说：“死马当活马医罢。”
父亲等一看方子，都大惊失色，原来这方子同他们连日的方子全然不同，其中用量最重的两味药是东瓜子，东瓜皮。
渭老走后，父亲的师兄师弟们都还不走，议论纷纷，可是母亲已经叫人抓药，煎好立即服下。客人们都佩服这位“师妹”真有决断，也都告辞，说明天来听好消息，一一其实他们心里是怀疑的。
那晚上，弟弟居然睡得安稳。半夜醒来，又吃二服，天亮后醒来居然说肚子饿了。连服三帖，病已痊愈。母亲连忙写信，与父亲连名，感谢渭老。正想派人送去，忽然阿秀进来了，随后是宝珠扶着外祖母。原来外祖母结伴到杭州烧香，主要是找那和尚。事隔多年，杭州所有寺庙都访过了，都不知有此和尚。
外祖母坐定，才把找不到和尚的事，告诉父亲。父亲说：果然那和尚云游不知去向，不要再水中捞月了。
大概是我八岁的时候，父亲病倒了。
最初，父亲每天还是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坐在房中窗前读书一、二小时，然后又卧。他那时还是对数学最有兴趣，他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那时新出的谢洪赉编的)，其次是喜欢声、光、化、电一类的书，又其次是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也看那时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又到年关了。这个时候，在乌镇通常是一年最冷的时候，常常下雪。乌镇一带地区的房屋构造是不保温的，也没有取暖设备，因此显得特别冷。父亲此时只好整天躺在床上，盖着厚的丝棉被;他常常支起双腿，躺着看书。不料腊月既过，天气渐转暖和时，父亲的两条腿不能放平，好像因为长久支起，筋已缩短。如果别人帮着用力拉，是可以拉平的，但因父亲脸上有痛苦表情，妈妈不忍，就让这样支起。
在父亲卧床不起的第二年夏天，祖母亲自到城隍庙里去许了个愿，让我在阴历七月十五出城隍会时扮一次“犯人”。这是乌镇当时的迷信：家中有病人而药物不灵时，迷信的人就去向城隍神许愿，在城隍出会时派家中一儿童扮作“犯人”，随出会队伍绕市一周，以示“赎罪”;这样，神就会让病人的病好起来。
乌镇那时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至十七要连出三天城隍会，其盛况不下于元宵节的闹龙灯。出会的费用由镇上的大小商号摊派(名为“写疏”，)“节目”则由各街坊准备。所谓“节目”就是各种彩扎的“抬阁”和“地戏”。“抬阁”是由四个精壮汉子抬着一块平板，上面由童男童女装扮成戏文中的各种角色，如白娘娘、吕洞宾、牛郎织女等等，四周挂着琉璃彩珠，打上灯彩。“地戏)”比较简单，挑几十个汉子(不再是儿童)，穿上做戏的“行头”，在地上走着，有时也舞弄一下手中的大刀和花枪。
出城隍会，照例由一队人马在前面鸣锣开道，然后就是各街坊的“抬阁”和“地戏”，在喧天锣鼓声中慢慢地依次走过。队伍的中间是一台十六人抬的大轿，里面坐着城隍的木像，面施彩漆，身穿神袍，轿前有“回避”、“肃静”的大木牌，前呼后拥，十分威风。但是大轿在经过我家旁边的修真观时，却突然锣鼓息声，抬轿的人要一齐跑步，飞速穿过观前的那一段街道。这是有名目的，叫做“抢轿”，因为修真观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城隍是玉帝手下的小官，当然不能大模大样地经过修真观，只能跑步通过。城隍大轿的后面，又是“抬阁”和“地戏”，最后就是“犯人”的队伍。“犯人”仍穿家常的衣服，但一律围一条白布裙子，戴一副“手铐”;所谓“手铐”其实是一副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用一根带子系牢，挂在“犯人”的脖子上。整个出会的队伍要在乌镇的四栅(东南西北栅)周游一圈，“犯人”也要跟着兜一周。
祖母让我去扮“犯人”的那一年，我九岁，正是最爱玩耍的年龄，对于能够亲身参加出城隍会，自然十分高兴，随队伍绕着四栅走了十多里路，竟一点不感到累。不过事后想想，又觉得不上算，因为“犯人”只能跟在出会行列的末尾，一路所见只是前面“抬阁”的背影和两旁围观的人群，实在没有扒在我家老屋临街的窗台上看下面经过的队伍来得有意思，而且在窗台上连“抢轿”的场面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另外，我虽然当了一次“犯人”，父亲的病却未见有一丝的好转。
母亲现在不得不日夜守着父亲。白天，她经常替父亲拿着翻开的书籍竖立在父亲胸前让他看，而在看完一页以后翻过新的一页。父亲此时连举手捧书也觉得困难了。他自己叹气说：“怎么，筋骨一点一点僵硬了。”当真，他巍颤颤地举起手来时，五个指头拿东西显得不平稳，而且举了一下就觉得“重”，不得不放下了。
那时，弟弟住在外祖母家，宝珠(宝珠一一作者的舅妈。)管他。我每天到隔壁的立志小学读书。我每天下午三时便放学了，回家来，母亲便教我坐在床沿，执着书，竖立在父亲胸前让他看。而乘此时候，母亲下楼去洗衣服，因为父亲大小便都在床上，衣服得一天换一次。
有一天，我正在执书让父亲看，父亲忽然说：“不看了。”停一会儿，又说：
“拿刀来。”这是指我们房中的一把剖切瓜果之类的钢刀，长方形，长有半尺，宽有寸半，带一个木柄，我拿了刀来，问道：“做什么?”父亲说：“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那时我原也觉得诧异，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还是把刀给了父亲。父亲手拿刀，朝刀看了一会儿，终于把刀放下，叫我拿走。父亲也不看书了，叫我去看看母亲洗衣完了没有。我下楼，看见母亲已洗完衣服，就对她说：“爸爸欲剪指甲。”
母亲就上楼去了。后来我再进房去，看见母亲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眼眶有点红，像是哭过。到晚上，等父亲睡着了，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叫我拿刀给他，他想自杀。原来母亲听我说父亲要剪指甲，进房后就要给父亲剪指甲。
父亲自己却把刚才想要自杀的事告诉了母亲，他说。“病是一定没有好的希望了。这样拖下去，何年何月可了，可不把你拖累了么?”而且他自己也一天一天不耐烦了，一举一动都得人帮助，这也不好受呀。父亲又对母亲说，虽然暂时不缺钱，但明知病不能好，每天化不少钱弄吃的，这不是白化了吗?还不如省下来，留给母亲和我们罢。父亲又说：教养两个孩子成人，没有他，母亲也会办得很好，只要有钱，母亲什么都能办好。这都是父亲想自杀的原因。
据母亲说，父亲终于答应，不再起自杀的念头了。但是母亲仍不放心，切实叮嘱我：以后把刀子藏好，剪子也要藏好，都不许再给父亲了。
隔了一天，外祖母带了宝珠和阿秀来了。外祖母对母亲说：“你说暂时瞒着姑爷，我却要推开天窗说亮话。”父亲摸不着头脑。外祖母又说：“请郎中瞒着病人，不好。”父亲听这样一说，便猜着几分了，说：“又有什么和尚道士会医的罢。”外祖母说：“不是和尚道士，是东洋鬼子。”于是就一五一十都说明白。原来是母亲听说南浔镇(离乌镇约二、三十里，太平天国后许多暴发户都出在这个镇上)有个西医院，医生是日本人，请外祖母设法打听。外祖母派陆大叔去了一天，打听明白，这个医院的日本医生可以出诊，诊费每日十元，外加伙食费每日五元，药费另算，到乌镇来回作三天算，如请来诊，合计大概要五十余元。
父亲听了摇头，说：“何必化这笔冤枉钱。日本人未必有本事治这怪病。”
外祖母说：姑爷，管他能治不能治，请来识识也好。五十多块钱，我还不算一回事。
母亲和宝珠也帮着说。父亲最后只好同意。于是母亲写了封信给那个医院，请于五天后派医生来镇，并付定洋四十元。
大约十点钟，医生来了，却是个女的，三十来岁，带个翻译，四十左右，还有个女看护(中国人)，二十来岁。外祖母问那翻译：“医生呢?还在船上?”翻译指那日本女人，说她就是医生。外祖母很不高兴，正想发作，幸而母亲下来了，对外祖母说：“女的也一样，请他们上楼罢。”于是都上楼去，挤满了一房。
女医生倒很大方，脱了木屐，爬到床上，开始诊病。此时正当初夏，气温较高。
翻译说，病人该脱上衣。母亲和宝珠，那个女护士，三人一齐动手，才把父亲的上衣脱下。照例听、敲以后，医生按着父亲的胸脯，问“痛不痛”?又使劲捏住父亲的手臂关节，问“痛不痛”?父亲都摇头。医生向翻译叽哩咕噜说了几句。
翻译说：该脱裤子看看。外祖母听着笑了。宝珠有点害羞，站远了点儿。母亲便同那女护士替父亲脱裤子。医生按着父亲的支起的两腿，又向翻译说了几句。
翻译问：病人的腿能不能伸直?老是这样支起的吗?母亲叹气回答：一年多了。
医生又把听诊器按在病人肚上，这边，那边，听了好一会，又要父亲侧卧，把听诊器在背脊从上到下都听过了。蹲在床上一会儿，看着病人全身无肉，摇了摇头，这才下床来，向翻译说了句。翻译说：诊断完了，下楼去罢。母亲拿一条夹被给父亲盖好，留阿秀在房，便一同下楼。
到了客堂，外祖母请医生等吃茶点，一边问：这病有办法治么?翻译同医生商量了好多时候，然后回答：老太太明白，病人全身肉都落尽了，又听说饮食照常，这个，你们小心照管，不会马上出事。外祖母又问：这是什么病?翻译又同医生讲了几句，拿起桌子上的纸、笔，写了两个大字：骨痨。
母亲看是“痨”，就有点吃惊，问翻译道：“骨痨是什么?”翻译回答：这是痨病的虫子钻到骨头里去了。
母亲便不再问。外祖母和宝珠也不出声，神色都变了。
女护士打开一个大皮包，医生从中拣出两三个玻璃瓶，瓶内有药丸，也有药粉。医生各取若干，分别包成二十多包，向翻译说了一通。翻译便说：这药丸和药粉每天各吃一包。
外祖母又同母亲、宝珠上楼去，祖母也出面了，同到父亲房里，母亲把医生的诊断简短说了一说，便问父亲：“你知道什么叫骨痨?”父亲想了半天回答道：“中国医书上没有这个病名。痨病虫子是土话。我看过西医的书，说肺痨西医名为肺结核，这结核是菌，会移动。想来是移动到骨髓里去了。这病是没法治了。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也无用。”
父亲说话时心气平静。外祖母和宝珠都哭了。父亲笑道：“原来说是来看看，弄个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以后，父亲不再看书了，却和母亲低声商量什么事。一、二天后，父亲口说，母亲笔录。我在旁虽然听得，却不解其意义。母亲一面笔录，一面下泪，笔录完，母亲重念一遍，父亲点头说：就是这样罢。但是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应当请公公来写。父亲听了，苦笑道：你想得周到。于是叫我去请祖父来。祖父来后，父亲不把母亲写好的底稿给他看，而自己再念一遍，请祖父写。最后二句，我却听懂了：沈伯蕃口述，父砚耕笔录。还有年、月、日。后来我知道这是遗嘱。要点如下：
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的变法维新，便要被列强瓜分，而两者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遗嘱上又嘱咐我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立遗嘱后的一天，父亲叫母亲整理书籍;医学书都送给别人，小说留着，却指着一本谭嗣同的《仁学》对我说：“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从此以后，父亲不再看数学方面的书，却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常常讲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强国。还常常勉励我：“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并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义。母亲要我做个有志气的人，俗语说“长兄为父”，弟弟将来如何，全在我做个什么榜样。
第二年夏季，气候酷热。母亲见从前预备给曾祖父住的两间楼房(家中称为新屋)此时空着，便找人背着父亲住到新屋的靠西一间楼下。安排我和弟弟住在靠东一间楼下。这年夏末秋初，父亲去世了。父亲死时并无痛苦之状，像睡着似的永远不醒来了。当母亲唤父亲不应时，还以为父亲睡酣，但脸上血色全没有了，摸摸脉搏，才知道父亲真个离开爱妻和娇儿，到他常常想念的第二次变法维新国富兵强的中国去了。
我和弟弟正在写字，听得母亲一声裂帛似的号眺，急忙奔去，却见母亲正在给父亲换衣服，我和弟弟都哭了。一会儿，家里人都来了。七手八脚想帮助母亲。但是母亲摇手，泪如雨下。母亲亲手用热毛巾把父亲全身擦干净，换上殓衣，很小心地仍让父亲的两腿支起。
父亲的遗体移到楼下靠东，平常作为会客室的一问。母亲始终只是吞声呜咽。直到外祖母和宝珠哭着进来时，这才放声大哭。
因为天热，第二天就殓了。丧事既毕，母亲在父亲逝世的屋内设一个小灵堂，只供一对花瓶，时常换插鲜花。父亲的照片朝外挂着。照片镜框的两侧母亲恭楷写的对子是：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父亲终年三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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