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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至诚《待月山房幼读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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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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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月山房幼读琐忆

  忆明珠年过六十,案头洋装书渐渐少,线装书日见增高。这不等于说我在埋头读古书。只是觉得,人,既然老了,索性就“老当益老”吧,而表现老的最佳方式,我以为莫如案头堆古书。人向古书堆边一坐,古色古香中,会益显其“老气横秋”的。所以,古书对于我,依然聊作点缀而已。倒是在少年时,曾读过一阵子一一只是一阵子,三五年,且主要在寒暑假期里。而所读的,浅薄得很。

  不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几种最普通的选本。过去的老私塾先生们,便是靠着它们“教几个小小蒙童”混饭吃的。但,很难否认这三、两本启蒙读物对我的影响。现在我极少写诗,偶写几首,总觉字里行间好像散发着一股陈年的中草药味儿。这味道哪里来的?追根溯源,能跟我少时沉浸其中的那些古典作品,诗、词、歌、赋无关吗?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利多抑或害多,我至今还未深思过,大概也难以弄得清的。

  幼时的我,正式接触古典文学,并非在学堂里,是在我家的南书房。

  ~架胭脂色的吐縻花,复压在门楼一侧的花墙上。门楼瓦缝间生着一簇簇百合状的瓦松;院门陈旧剥落,已不堪重新油漆,大概尚能凑付着用,便继续凑付着用了。要就特意保留它以给这小院境添点淳朴的古风,那时通点文墨的人,审美往往如此任性。否则,我寻不出别的理由,父亲为什么一直不将这两扇破门板换掉,过年时还给它贴上一副新对联:“水能性澹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院内满栽着花木,鹅卵石铺筑成“丁”字形的甬路,路侧条石上,陈列着爸爸尽心经营的盆栽。金枣、金桔、栀子、丹桂、梅等等,这在北方偏僻乡间都极为罕见。院内南北两进瓦房,南边那进是仓库,长年扃锁;北边那进一拉溜五间,有厅、有卧室。厅上悬着块匾额,蓝底金字,书着:“待月山房”,这里就是我家称作南书房的。我喜欢它的这个名字。小时候,母亲常跟我们兄弟姐妹讲些传奇故事,如《白蛇传》、《会真记》,母亲还背得张生写给莺莺的那首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那时我并不理会其中的奥妙,却也觉得这首小诗很美丽。然而待月山房,花影满墙,但有幽静,并无浪漫。这里是父亲的书斋,他在这里休憩、读闲书、接待客人,偶尔自己动手装裱点字画、碑帖,父亲喜欢干点这种细巧活儿,干得很出色。他还爱养花养鸟,这里又是他的“花鸟世界”。同时,对儿时的我们兄弟姐妹,待月山房又是个小小的乐园。在这里,我们采花、摘果,寻觅躲在玉簪花深处的蟋蟀,放养邻家孩子送给我们的蝈蝈。逢上好运气,兴许会看见飞落在花枝上的俊鸟,跟檐下笼中父亲喂养的画眉、百灵和红胸脯的“胭脂瓣儿”(鸟名),互相掮翅问好,用它们鸟国语言,的里呱啦地说个小休。

  十一岁那年,我和哥哥到外地一处完小就读,暑假回到家里,父亲事先已将待月山房收拾得窗明几净。吩咐说:“你们读高小了,在前清时代,差不多顶个t秀才吧。假期里要读点古文,有古文打底子,白话文才能做得好。”

  从此,父亲每天向我们讲授一个时辰的古文。待月山房又多了我和哥哥的两个座位,我们各占一处朝南的窗口,各坐一把斜靠簸口式圆木把手交椅,“矮窗白纸出书声”,毫不含糊地当起父亲的小学生来。

  父亲讲授古文一般不提问,不发挥,大略讲解词义后,便叫人们朗读,直至背熟。这方法并不科学。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父亲对于文章的选择。他用的教本是《古文观止》,可能还有《古文释义》。论,基本不选;记事文选得也少;父亲喜欢晋、宋两代人的文章,晋文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等见于以上选本的悉数教读,我由此推论父亲选择的侧重点在抒情散文。记得他教我们的第一篇古文是李密情哀词切的《陈情表》,“陈情”,有着主体的确定性。“陈”,陈述、表白,而在(《陈情表》

  里,作者着意于以情动人,所以更多的是抒发,遂成为一篇典型的抒情散文。

  这样,我也就明白,为什么父亲在周、秦散文中宁简于《左传》、《国策卫,而决不忽略屈原、宋玉。对文思浩荡、议论风生的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排斥了他著名的《原道》、《原毁》诸作,只取了《祭十二郎文》、《送孟东野序》等几篇。

  柳宗元文也只取了《捕蛇者说》及几篇游记。宋人中父亲推崇欧阳修可能更甚于推崇苏轼。欧阳修是一个深于情者。《陇岗阡表》、《祭石曼卿文》,都是血泪浸过的文字;而《醉翁亭记》,抒情、写景、说理融合无间,情之所在即景之所,理之所在,景与理皆化入情绪境界,呈现为一种生命的葱茏状态,在有宋一代文章中,堪称高标特出。单这一点,父亲的崇欧,便不是不可理解的。父亲从未向我们阐明过他的文学主张,他无意潜心学问,也不强作解人。他的看重抒情作品,我以为是天性使然,父亲心地软,儿女情长,这影响着他对文章的取合。过去有些人相信文章对命运具有暗示性,父亲是个有神论者,但在训导儿辈习文的事情上,他比郑板桥高明得多。郑板桥家书嘱其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挹古人之美词,令人悦心娱目,自尔利科名、厚福泽。”又说:“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者乎?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弟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弟学之私也,非公也。我们家中藏有《郑板桥集》,父亲又好读名人书,他不会不注意到郑板桥的这段话,也会深表赞同。但他仍将一些衰飒凄厉,嗲怛伤感的文章推荐给我们,特别祭吊一类全选给我们读了,这当然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熟悉文体。可以设想,父亲必被这些文章所抒发的人生之大悲苦深深地感染了,故而宁愿后来者也能够领略这悲苦。这可能学会仁慈和谅解。他不惜让我们在小小年纪便坠人古人所抒发的那种生离死别的沉痛里去!”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便是因习读了这类古文而习读了人生之”愁,从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地充实了、发展了对人、对人的命运的恻隐和同情。到我成为一个青年的时候,大约在1948年,有一次填写干部登记表,其中有个栏目:你曾信奉过什么主义?我冒然填写道:人道主义!那时我根本不曾读过一本论述人道主义的专著,不过,依照自己的想法,人能不讲人道吗?只有人道才是人应当信奉的主义,这主义天经地义!等到建国以后,文艺界批起了人道主义,我才暗自惊慌起来,深悔当时无知,不该在登记表上胡乱填写。

  父亲的教读要求是背熟,这很好办,我们在学校背得过那许多白话文,古文更容易记忆。每当我们背熟父亲教的文章后,便自行选读自己喜爱的文章。

  不识的字,不懂的词可以翻((康熙字典》、《辞源》,一般无需叨扰父亲。有些骈文如《北山移文》、《滕王阁序》,等父亲教时,我们已经背得烂熟。这样父亲索性放手任我们自学了。

  自学,就是自由选择。我们完全为自己的爱好所驱使,哥哥渐渐不多读古文,而专攻国画和英语;我也把学习兴趣转向了古典诗词,特别喜欢唐诗,当时几乎背过了整本的《唐诗兰百首》。

  这时候,我已进入了初中了。

  不知为什么,父亲从不教我们读古典诗词,他自己却是不废吟哦的。父亲吟诗很好听,拖起腔来,有板有眼,有疾徐轻重,用鲁迅的说法叫做“有节调”,完全不同于冬烘先生们念经似的瞎哼哼。儿女们都喜欢摹仿父亲的腔调吟诗,渐渐地也能像父亲那样变化着腔调以适应不同的诗情。比如“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起调便须激越:“清明时节雨纷纷”,“春城无处不飞花”,音调始终平和,从容悠远。而某些乐府歌行,或跌荡起伏,或低回宛转,总之要吟出它那特有的一唱三叹之音。所以我们小时吟咏古诗,带有参与音乐活动的性质,好像在自度曲、自唱歌似的。

  现在说到《唐诗三百首》。这是我年轻时读过的一个最好的选本,现在仍这样认为。蘅塘退士是位具有独特艺术见解的选家,很有些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像自居易积极倡导的“但歌生民病,为使吾君知。”的那类作品,选者态度冷漠,甚至完全撇开《新乐府》而选取了两首叙事名篇《长恨歌》和《琵琶行》。

  连杜甫的《三吏》、《三别》也未予特别的青睐,但对它的另一些表现离乱之情哀世之思的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丹青引》、((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却又大量摭拾。蘅塘退士并非在乱占鸳鸯谱,按照他的标准,没有选错,他要求美。《长恨歌》、《琵琶行》在诗史上语言之优美几成绝响,光彩流丽,字字珠玑,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传颂至今。前述杜甫诸篇具有很高的艺术境界,《舞剑器行》中对于舞资的描写:“火霍如羿射九El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若移诗人自己的这些诗句赞美诗人自己的创造,我以为庶几仿佛,并不为过。诗应讲求美,表现美,无美无诗,美至上。这是蘅塘退士令读者从《唐诗三百首》中,可以把握到的他对于诗歌的一个总体要求。也应看到,蘅塘退士所要求的美,大体上仍以温柔敦厚为旨归,具有通俗性和世俗性。因而他坚决地排斥了著名的“诗鬼”李贺,《唐诗三百首》中李贺诗无一入选。蘅塘退士不喜听“鬼语”。“鬼语”虽时现石火电光,却嫌太硬太苦涩。太硬,难以温柔;太涩,无从敦厚。大凡温柔敦厚者,多少要带点松软甜嫩,所以它具有通俗性。孤癖狂狷,怪力乱神,也会是美的,却非选者欣赏的一路。“诗鬼”被摈于退士,似有点过份,这无可斡旋,无可调解。因为诗人有个性,选家也有个性。此选家之个性,排斥了彼诗人之个性,就是不选他的,有什么办法呢?然而蘅塘退士却大大抬举了另二位非常神经质的诗人李商隐。《唐诗三百首》中的作者,若以他们入选作品篇什多少论高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以下,要数李商隐的诗入选最多了。可知蘅塘退士是以有唐一代几位在数的大诗人之一来看待李商隐的。在李诗中又突出了((无题》

  诸作,七言律者几皆选人,包括《锦瑟》、《春雨》一一这两首原是有题之《无题》,或《无题》之有题,反正都一样。我佩服选家的这种胆识,在唐代诗人中,李商隐最懂得美,并刻意追求美,以美为诗的终极。《无题》证明了他的这种倾向。《无题》的美,美得凄婉,冷俏,别具一种美质一一哀而艳。

  以上这些,当然是我后来的认识。年轻时读《唐诗三百首》,只是读,纯欣赏的,别的想得很少。到十三四岁,跟我接触古典文学的同时,我已陆续读了当代诗人郭沫若、闻一多、朱湘、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等一些诗人的作品。杜甫论诗云:“不薄古人爱今人。”对古人是“爱”,对今人仅仅“不薄”,这还是“薄”了。我当时的态度倒是“不薄古人爱今人”的。对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我固然很爱甚至迷恋,但我更爱的却是当代诗人的新诗,任管它在艺术上远不及古典诗词的富有魅力,却与年轻的我息息相通,这因为作者、读者共处于一个同时代的大生态环境里,相通的、相近的东西总是更多的缘故。

  所以,对古典诗词,我仅仅为欣赏而读;对新诗,才抱有参考借鉴的目的。我压根不曾想学写旧诗,但从读了些新诗以后,却偷偷地写起新诗。我特别喜欢戴望舒的诗。记得在我的一首习作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爱我恋人的住家,

  华美如一座银塔。

  中夜的月光落在窗前,

  照见她哀怨地不眠。

  我感觉得出自己的诗一出手便给蒙上了一层戴望舒的色彩。然而现在看来,并不仅仅是戴望舒,在我这首少作的意境深处,更闪动着唐诗的魂魄,或许就是李商隐,李商隐的忧伤,像酒,过早地醉了我年轻的心。《无题》有云:

  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又云:

  重帏深下莫愁堂,

  卧后清宵细细长。

  我醉迷在李商隐的酒中而不自觉。当时对李诗只以为是单纯的欣赏,岂知一往情深的欣赏比有意摹拟,更易受其影响的。

  十九岁那年,我离乡远游,从此告别了故家,告别了待月山房。常常牵惹游子记忆的,少不了在待月山房习读的那段时光。王维诗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是呀!待月山房小院里父亲的那株梅花几度花开花落了?那是株被唤做绿萼的梅花一一多美丽的名字。我还常常想到院门旁墙头上那架嫣红的吐縻花。小院西墙上还有一架花是白的,我们叫它八宝,其实是吐縻的另一品种,这两架吐縻老本盘屈,枝条纷披。花时红白相映,招引得蜂蝶满园。以后听故乡人告诉:现在的主人嫌两架花碍眼占地方,都给砍掉了。更可惜的,以后又有人告诉我,院中的两棵海棠树也被伐倒了。这两棵海棠,很值得我补写一笔。一大一小,小些的那棵,树干已有大蓝花碗口粗。

  另一棵大的,一抱抱不拢,父亲也不知道它高龄几何,少说也有百年以上。当暮暮三月之际,村庄上的人,老远都会望见高高托起的满树的繁花,像蓝天下忽生出了一片红云。它不但是我家,也是村上的一处景观。而今花木凋零如此,远处异乡的我听到这些消息,能不为之凄然吗?而后更不幸的是母亲辞世了,父亲辞世了,幼时一道随父亲习读的哥哥又横遭车祸,死于非命。记得民间有首情歌中说过:“人活百岁也是死,树长千年也是烧!”真是这么回事吗?无可驳难。然而这首民歌说的太透,看得太破,令人不忍卒听,不忍再想。早年我还打算专程回乡拜访待月山房,现在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太扫兴了!

  然而待月山房最后馈赠我的却至为优厚。是一部《楚辞集注》,即毛泽东送田中的那种版本。我家所藏系明刻,父亲比较珍爱,另行收藏,久而久之,全然忘记,经我无意发现,他才想起有这部书。自学这部书太困难,很多古字,僻字,还要读古音,尤其读《天问》,莫名其妙,像读天书。这都降低不了我的兴趣。屈原的作品过去我只读了少数几篇,现在面对着他全部的辞赋,恍若走进了一个宝库。《九歌》的菲芳悱恻,字里行间如有兰气相吹;而《离骚》的壮丽辉煌,《招魂》的光怪陆离,只应梦中彩笔才能成此钜制。我完全为之惊眩而震荡了。在这之前,我还努力读了一些外国作品,多少了解点西方的艺术思潮、流派等等,任管皮毛得很,仍不无益处,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另外种种五花八门的文学在。这也构成我能够接受一些新诗人如闻一多、戴望舒以至李金发等人作品的认识基础。而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社会大动荡的浪潮已呼啸而来,使我的思想陷入混乱和迷蒙,不知道历史会奔向何处,当时我无力作出理智的选择而又必须立即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势下,《招魂》较之《离骚》对我更具有吸引力了。在一首题为《大风》的习作中,我写道:

  黄昏以后的大风呀,

  你号啕自辽遥的深谷,

  你听否哀时的诗人歌声正苦?

  千山的鬼火色明如蓝灯。

  黄昏以后的大风呀,

  请会我们于深茂的林中。

  那里有年青的寡妇陪你并哭。

  有赤的犀、白的熊不休地颠扑……[HT][HK]

  大风,似乎是一个遮天盖地号啕而来的巨灵,这意象的出现,说明我已感应着某种外来的艺术倾向,然而这诗的整个境界,我现在认为还是从《招魂》

  变化来的。如果我那时不曾读过《招魂》中“蝮蛇蓁蓁,封孤千里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等等幻想式的描写,我的诗里大概也难以出现“蓝灯”、“赤犀”、“白熊”这种怪诞的造境。写到这里,已完全表明我的文学生命一开始便植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里了。或许这不是坏事,或许这更不是好事。

  1988年9月12日夜,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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