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芝夏日

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去了灵芝。从县城通往方村的路分成两段，一段是国道，平整铺排却异常单调，另一段是普通公路，虽然也铺着沥青，却又弯又窄，从国道的一侧战战兢兢地延伸出来。开往方村的短途客车到这里会陡然减速，随着道路的蜿蜒，视距变得短促，车的前方总是一截意犹未尽的断面，彷佛蕴藏着很多离奇的故事，转过这个弯就会发生。

灵芝是这两段路的分界点。小时候，因为这条阔气的国道，我以为灵芝就是县城，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靠近公路，没有那些载着虔诚的香客的汽车、兜载没赶上末班中巴的村民的三轮卡从这里经停，那它只是和方村一样的一个安静冷清的小村庄。即便如此，我更愿意它是这样一个车站：过往的汽车在这里很随意地停下，蒸早点的铺子在冬日的清晨升起蓬勃的白烟，临街的小杂货店终日亮着一盏昏昏的电灯。在我模糊的记忆里，“老史饭店”的外墙上似乎还应该挂着一块小木板，上面写着“8点40到常熟”之类的字。一些破旧的二手客车运转着城乡之间的旅客，开年的时候，另一些豪华的长途客车从这里拉走一批批远赴外地的民工，挡风玻璃上的大字显示着他们将要去的地点，“温州”、“上海”、“常熟”……夏天的周末，我蹲在路边抽烟，等候开往方村的中巴，那情景让我觉得生活就装在其中一辆远去的长途汽车里，当它朝一个目标狂奔的时候，心里早已失去了方向。

灵芝有一个小小的水泥厂。说是个厂，其实也就是一个车间，两间宽大的平房里装着几台碎石机，一条条巨大的管道盘旋在屋梁之间，风尘仆仆仿佛历经千年风霜。平时机器轰鸣，屋子里就像下了一场浓雾，每一样物件都眉目不清，不戴口罩简直无法呼吸。不开工的时候，空廓的厂房灰蒙蒙的一片死寂，似乎是某个远古时代的遗址，让人怀疑那些机器所发出的唯一能显出生气的轰鸣声是否真的存在过。工厂是24小时开工的，常经理领着我参观时候，厂子里正好停电，我们象两个不高明的盗墓贼一样穿行在那些巨大的管道之间，一些积满灰尘的地上甚至会留下我们清晰的脚印。后门是上石料的地方，门口树着几根憨厚的粗木柱，上面赫然钉着一些硕大的电线板和开关，那架势似乎全世界的动力都由它输出。

厂房的后门对着一座小山，因为采石，整个山头被削去一半，触目惊心。山脚下是一片很平整的空地，凌乱的散落着一些巨大的石头，我原以为这些石头是用来盖房子或者砌围墙的，后来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大家伙原来就是制水泥的原料。在水泥厂工作的那些百无聊赖的夜晚，我曾经很诗情画意地把这个厂里的很多东西重新命名，比如把那座可怜的不知名的小山命名为“残峰”，把终日尘灰飞扬的装料台命名为“吞云台”，而这片堆满石头的空地就被我命名为“晒石场”，其实我并不明白，这些石头在制成水泥之前是不是一定要晒一晒。?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办工厂，所有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比不上一些大企业中层干部的年薪，但是当常经理意气风发的背着手向我介绍这些的时候，显然没有我这样的悲观情绪。他用手指着不远处几间新建的平房，说过几天就要搬进新的办公室，然后转过身抡着手臂对着那座小山很霸气地画了一个大圈，意味深长的笑了几声。也许任何一个在事业上有野心的男人面对着他的家产都是这样的踌躇满志吧。

我是在毕业之后的那个夏天坐着常经理的车去水泥厂正式上班的。在此之前，经同学介绍我在省城的一家小贸易公司做了一个月的业务员，向那些盛气凌人的批发商或者大杂货店老板推销一种寂寂无名的啤酒。直到今天，我也毫不否认这是一项摧残信心的工作，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它使我对“工作”这种东西既充满渴望又提心吊胆。因此当常经理不无勉强地答应我去他的水泥厂上班时，我几乎没有一点振奋的情绪，这也使我在心理上对灵芝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惶恐。我曾经无数次在回方村的途中经过灵芝，每一次短暂的停留，关于灵芝的记忆都是回归的安宁，而这一次是踏踏实实的驻足，我却反而觉得茫然不安。在我的记忆里，灵芝于我就相当于老史饭馆于那些行至半程的旅客，它冷冷地看着你从长途汽车上走下，从不招呼，你吃也罢，不吃也罢，冷暖只在自己心里。

我常常在考虑很久之后，却做出一个匆忙的近乎草率的决定。那个夏天，我选择了去灵芝，我从没觉得我会在这个厂里呆上很久，因此当常经理瞻前顾后沉吟许久才答应要我时，我并未感到过分的难堪。事实上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好在灵芝离方村不远，也许我可以常回家看看，我这样想。常经理是我一个叔叔的朋友的朋友，原来是灵芝的村长，后来承包了这家水泥厂，自称是常遇春的第N代后裔，很儒将的样子，说话喝酒都慢条斯里。常经理的厂子正式“编制”员工不多，我来了之后总共四个人：负责接听电话、安排装车等内务的小杨（也许叫小余）；负责做饭的老头子（大家都这么叫，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还有一个干杂活的老王是常经理的远房表亲，但是忙的时候也要像其他工人一样披上蓝布斗篷扛水泥包；最后一个就是我。也许是因为我有过一个月推销啤酒的经验，是这个简陋的小厂唯一的销售“人才”，常经理给我安排的任务是跑销售，事实上，只有4个正式“编制”员工的小厂也没有别的事需要我做，但是推销水泥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范围，因此最初的那几天，我除了一次蜻蜓点水似的拜访了市里的一家经销商，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无所事事。

水泥厂的生活异常单调。白天，工人们都在车间干活，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干完活还回家吃饭，也不住在厂里，住在厂里的其他三个人也都各施其职，只有我无所事事坐立不安。傍晚收工以后，老王会用一个装涂料的塑料桶从井里提上一桶水，然后一瓢一瓢舀起来浇到身上，一边搓泥一边啊啊哦哦地大声叫唤。干这事的时候，他全身脱得光光的，根本不怕被人看见，实际上，下班以后厂里除了几个光棍，没有别的人，更不会有一个女员工，而我们这个厂除了运货的卡车司机，也不会有别的人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水泥厂的夜晚，安静的像水塘边的一块洗衣石，停工的时候，没有机器声的干扰，这种安静几乎是绝对的，它不同于城市的夜晚，睡着了也总有听不完的噪音，也不像南方的农村，夏天的午后，寂静中总有一些声音清晰地传来，彷佛是生在你的耳朵里，不刻意听听不见，刻意去听会让人心烦意乱，恨不得将它一把揪出来。这里的夜晚，风吹过竹林，叶子的声音凉凉的钻进窗户，让人想起艾芜的《南行记》或者《雪国》里的冬天，安静得有些忧伤，但至少我可以不用象白天一样因为无所事事而诚惶诚恐。在那些寂静如水的夜晚，我除了给小山命名，有时候也看看电视。老头子房间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图像还比较清晰只是能收到的台太少，没什么可看的时候，我也曾尝试和老头子聊聊天，但多半情况是我说几句，他哦一声，然后他说几句，我哦一声，这样的交谈也常常因为过于乏味而草草结束。因此更多的时候我都是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摩托罗拉的BB机，我整天盼着它滴滴的响起，然后就可以跑出厂到一公里开外的小杂货店回电话。我总希望能在电话里听到鬼儿的声音，她嘟着嘴梗着嗓子问我“干什么”，然后我可以花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跟她细细地说说我的工作，说说水泥厂和灵芝。但她从没来过电话。那个有公用电话的小杂货店就建在一条河岸上，河床上堆满了细细的黄沙。我同学从深圳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坐在一个沙堆边看那些吸沙船作业，每一个吸沙船上都有一根粗粗的管子，高高的昂着，象消防队的救火车，只是它喷出来的不是灭火泡沫而是灰黄的沙水混合物。我忽然感觉这些情景似乎在我的生命中曾经出现过，只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跟同学说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我要去深圳。这次的决定是如此清晰而坚决，我希望自己能像这些漂在河里吸沙船，不需要载客，所以也不需要方向。

我跟常经理简单打了个招呼，他对我的决定表示了十二分的理解和支持。临走的时候，我把留在水泥厂的全部家当，一张凉席、一袋洗衣粉、一块香皂、几根衣架都给了老头子，这些廉价的东西竟然换来了他感激到惊讶的表情，让我惭愧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