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京剧《四郎探母》想到的

昨天下午在中国大剧院看了一场不错的四郎探母。虽然对这出戏的内容早已了然于胸，但因为有李军、老杨等超级名角出演，所以还是兴致勃勃地看完了全剧。李军作为上海京剧院的头牌老生之一，唱功确是不凡，杨乃彭虽说年事已高，但作为天津杨派老生的泰斗级人物，也还算得上是宝刀未老。演员的表演不用多加评论了，以我一名初识京剧的票友水准自不敢对各位老板妄加评议，只是突然对这出戏的剧本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想法。我想说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中主角杨延辉的人物形象并不算高大，并不像评书、小说《杨家将》中描写的杨氏弟兄那样战场上无坚不摧、威风八面，生活中品行端方，正直守礼。杨延辉在这出戏当中并不是儒家道德标准中的英雄形象，相反，他的许多言行恰与儒家的仁人君子的道德标准相矛盾，不仅个人性格懦弱无能，且在第八场“见妻”一折中颇有些破皮无赖的作风。

戏一开场，就是杨四郎一个人长吁短叹，啼哭嚎啕，从这里开始就已经能够看出杨延辉性格上的懦弱，他那几句西皮慢板更是有意思：“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但看这几句涕泪横流的唱，杨延辉哪里是一位勇冠三军的将帅，分明不过就是一个受了气的倒插门女婿。

等铁镜公主一上场，杨延辉更是彻底丢尽了男性尊严，在媳妇面前不仅谦恭卑微地像个奴才。自己有什么心事还不敢明说，扭扭捏捏地让媳妇猜，媳妇猜了半天他总是“非也！”“非也!”，然后自己再掉眼泪。而且公主一句话（说他琵琶另想别谈）就能把他吓得痛哭失声（整出戏他一直在哭），紧忙喊冤，这哪里是英勇无双的杨家将，连作为一国驸马所应有的威仪法度都不具备（同样是作为驸马，他的形象似乎还不如负心薄幸的陈世美！），活脱就是一个铁镜公主豢养的用来取乐的娈童。在坐宫这一折中，可以说杨延辉与铁镜公主的性别特征是倒置的。

杨延辉在北国的境遇已经如此凄惨恓惶，简直形如走狗玩物，可还是仗着胆子提出了回营探母的要求（虽然表明意愿的过程早已吓得体如筛糠），这体现了儒家的孝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力，或者剧本的创作者认为孝义思想应当对他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有的影响力。孝义的思想能让一个如此懦弱无能的男人大着胆子对老婆大人提出这样一个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的要求，尽管表明想法的过程犹抱琵琶半遮面，可还是不能不说儒家伦理道德观对古人（杨四郎）和近人（剧作者）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有着今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力。

见母一折中，通过杨延辉与佘太君的对话，杨的人格魅力进一步打折，这里展现的主要是他性格特点中的虚伪性。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第一场中杨锥心泣血地将自己比作“笼中鸟”、“虎离山”、“失群雁”，又看到了他在铁镜公主面前是那样战战兢兢、奴颜婢膝，可当见到佘太君，老娘问他“夫妻恩爱不恩爱？公主贤才不贤才？”时，他又是如何回答的呢？几句西皮快板让人哭笑不得：“铁镜公主实可爱，可算贤孝女裙钗。不是她盗令来得快，插翅不能飞回来。本当过营将娘拜，怎奈是两国相争，儿的娘啊！她不能来。”他这里隐瞒真相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还是受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影响一则表现为大男子主义观念，他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总不能当着老母亲，尤其是佘老太君这样的巾帼英雄，说自己堂堂杨家将被一个番邦女子亵玩役使；二则表现为儒家对于“家和”的重视，“家和万事兴”“家丑不可外扬”，如果一个男人家内不和，说明这个男人的道德操守未臻完美，不能“齐家”，更谈不到“治国平天下”了，所以杨四郎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只好忍着委屈，虚构了一个繁荣和谐的家庭局面。原因之二比较复杂，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虑，杨延辉隐瞒真相是为了减小家人对其回归北国的阻力，顺利北还。但杨延辉坚持北还的目的如果单将贪图荣华富贵似乎于理不通，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北番并不快乐，但他为什么宁可背上不忠不孝这一儒家道德体系中罪大恶极的罪名也要回归北国呢？多种因素促使了他做出宁可不忠不孝也要北还的决定。因为其中的逻辑关系比较繁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将促使杨延辉北还的因素分项列举：

1、厌倦了前半生的戎马生涯，同时对贫弱的宋王朝失去了信心，加之金沙滩一战，杨门虎将自己的弟兄手足非死即亡，对其造成了巨大心理阴影，因此杨延辉决定后半生在北国安稳度日，虽然忍辱受气，但总比战死疆场要好。这种想法正好与五台山出家的杨五郎不谋而合，只不过杨五郎看破红尘在五台山出家归隐，杨四郎则大隐隐于朝，在北国朝堂归隐。

2、自己在番邦敌国当了一十五年的驸马，可以说是作了十五年的“汉奸”，实无言面再回归宋朝，扶保宋室。而且在心理上早已经淡漠了华夷之分，疏离了中原宋室，可以说杨四郎现在名为杨门虎将，在心理上早已经变成了一个番邦胡儿。自己当年在北国被擒而折节投降，招赘入鳌做了番邦驸马，这十五年作“贰臣”的愧疚感与羞耻感已经让他尝尽了苦头，现在好不容易随着时光流逝，自己逐渐地“脱宋入番”，适应了自己的番邦身份，如何能够再次投宋，做一回“叁臣”？再者，他明白自己一旦回归宋国，势必又要重上疆场，他不但没有脸面对抗自己生活了十五年的国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当了十五年的驸马，做了十五年的笼中鸟、失群雁，再也不是当年勇冠三军的杨四郎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自己都不可能再度跨马提刀，战场杀敌了。

3、儒家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性与虚伪性为杨延辉返回北番提供了便利条件。儒家思想道德体系本身具有其内在的矛盾性，因此中国历史上许多青史留名的人物往往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性格中虚伪的一面，这种虚伪不是个人人品道德有问题，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虚伪。杨延辉之所以坚持要回归北番，是因为对铁镜公主有言在先：“我若探母不回转，黄沙盖脸尸骨不全。”杨延辉本不愿留在宋营，但背上不忠不孝的恶名毕竟心有不安，可因为事先对铁镜公主许下诺言，为了信守诚信，不得不放弃忠孝，这是在以信义为心理安慰。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却能够被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贫民百姓视为理之当然。

到了见妻一折中，杨延辉的表现已经让人些许有些愤怒了，杨四夫人苦苦等候他一十五年，可见了一面后，为了北反与铁镜团聚，竟将四夫人生生推出帐外！你对铁镜公主信守承诺，可对结发妻子的信义又置于何处？好一个虚伪的杨四郎！

为什么京剧《四郎探母》中杨延辉的形象会是如此的猥琐不堪呢？

在京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大人物”被塑造的十分的世俗化（如《珠帘寨》中惧内的李克用，《龙凤呈祥》中脸皮极厚的乔玄），而在评书、章节体小说中同样的人物则被塑造的十分高大。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京剧同评书、章节体小说的受众不同以及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评书、章节体小说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面向人民大众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方便本阶级的统治而不断地对广大人民进行封建道德宣讲和思维统治，使得封建道德观早已在人民心里根深蒂固，评书、小说如果想被大众接受，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必须要符合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只有这样道德高尚、高大有力的英雄人物才能被人民认同追捧。而京剧的创作刚开始是为了满足帝王将相、官宦大家的文化娱乐需要，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封建道德的创造者和仲裁者，他们利用封建道德是为了去统治别人，自己已然厌烦了那套严肃单调的道德伦常，当自己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时候，自然是想看一些调侃戏谑的“通俗剧”“喜剧片”。正好像《红楼梦》中那些超越世俗礼法的想法与作为只可能产生在贾宝玉这种富家公子身上而不可能有一个普通百姓提出。再者，京剧的形成与繁荣已经逐渐到了近代，当时封建主义已经行将崩溃，外国以及中国本土产生的各种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也已经逐渐进入了老百姓的视野当中，老百姓的审美观也逐渐开始人文化，加之当时中国国力衰微，饱受欺凌，与其看一些威震九洲的英雄而触目伤怀，倒不如麻木地看一些丑角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