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可以拔文化的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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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个学者说：“恶搞，是在拔文化的根。”这话说得武断了些，诚然恶搞者的本意是恶意的、不负责任的、没有根据的。但恶搞的结果，不一定都是坏结果。有时候一些恶搞，却能被恶搞者搞点善意来。这种恶搞，可以看做是对不良传统的一种颠覆、反思、甚至有温和的革命意义。

许多人对恶搞的理解，是从一个叫胡戈的家伙开始。这家伙恶搞陈凯歌的《无极》，算是开了现代网络恶搞风气之先。对于他的这种恶搞，无所谓善恶。《无极》本来无聊，胡戈的恶搞，是让《无极》回归无聊。在这种回归过程中，众多的观众，多了一点读《笑林广记》的快乐。胡式恶搞的结果，对于观众来说是无害的。当然谈不上是“拔文化的根”，倒更有点是替《无极》挤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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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的恶搞经验、经历，却不是从胡戈开始。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人们，早就学会的恶搞。他们恶搞的对象，可以是普通的芸芸众生，也可以是帝王将相，甚至是宗教偶像。如一个成语，佛头着粪，就是古人在恶搞菩萨。

古时候没有视屏，没有图片介绍，研读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我们能体味出，最初想出这“佛头着粪”这一恶搞招式来的古人，比胡戈高明多了。敢向菩萨挑战，他的恶搞真是有点革菩萨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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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古人经历里，恶搞也不是普通人的专利，一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也会恶搞，而且很会恶搞。许多人看过一部香港电影《整蛊专家》，周星驰主演，佷搞笑。但更多的人可能不知道，从汉朝开始，就流行一种“蛊”的恶搞方法。具体作法是，制作一个木偶人、草偶人。在偶人身上刻上自已不喜欢、或仇人的小名。然后天天针刺偶人的各个部位，如心脏、肾脏等。汉武帝太子刘洵就是被人用这种法子，诬害死了。

另在新旧王朝替代时，新王朝的大臣帝王们，也多是喜欢用恶搞的法子，抹黑前朝人物。比如清王朝入关之后，就是用类于恶搞的方式，抹黑李自成、张献忠等。说他们杀人如麻，是魔鬼，是屠夫等。当然这两位汉人英雄也确实喜欢杀人，不替汉人争面子。

中国古人的这类出于政治目的恶搞，不只是在拔了文化的根，还在拔了思想的根，道德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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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戈恶搞《无极》之前，可以称得上是恶搞专家的，就是周星驰。许多人都看过他演译的《大话西游》里的孙悟空。刚开始被人看做是一种、对吴承恩传统《西游记》的恶搞，但因为恶搞得太有才了，所以周版的孙悟空成了另一种新经典。这类恶搞，不但不是拔文化的根，而是让文化生出了新的、更多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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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观众；有观众的地方，就会有表演；有表演的地方，就会有恶搞。但只有在网络兴起之后，才会有胡戈式的恶搞。因为《无极》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无聊，陈凯歌自己在《无极》里胡编思想，恶搞精神，而在胡戈恶搞《无极》之后，陈凯歌却认为胡戈是无耻，他对胡戈说：“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但对于许多网上朋友来说，胡戈绝不无耻，而是太有才了。他的恶搞是一种网络创造，他成功地把《无极》回归无聊，在陈凯歌式的荒唐里，加上了胡戈式的滑稽。他这种恶搞，不会是拔文化的根，而是帮陈凯歌挤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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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戈之后，有人从恶搞中看出了希望，所以开始恶搞一些传奇英雄人物，如岳飞、或李白。对于一些文化学者来说，民族精神楷模、文化大师的正面形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容颠覆！更不能被恶搞！

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学者提出“恶搞是拔文化之根”之说。有点道理啊，但古人也说了，这个世界是清者看清，浊者看浊。有谁想恶搞谁，也是他的思想自由。再者苍蝇不盯无缝的蛋，如果不是思想、文化可能有炎症、水肿、或化脓的位置，恶搞者想搞也搞不出什么名堂啊。

比如有人恶搞体制里的英雄模范刘胡兰。居然说她是死当地的农民手里。对于这类事件，还在要学学佛头着粪的心胸，如果是真菩萨，又何惧肩头着点粪？

怕就怕是一些假典范，经不住恶搞者的犀利怀疑。所以自然会被人拔了根，揭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