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领导让座与权力的“丛林法则”

北京工商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们在乘坐火车去北戴河的旅途上，遭遇了被“要求集体让座”的尴尬场面，这让毕业生们很不服气。据毕业生讲，列车员解释说集体让座是给相关领导，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6月15日《北京晨报》）

旧时大凡官吏出行，总有人在前面敲锣，吆喝行人回避。在普通老百姓本身，往往也视这种专制皇权赋予官员的特权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早已认同并内化了自身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一旦他们自己有幸爬上那些个享受特权的地位，他们同样也会以损害他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获得物质上的利益。

后来，皇帝老儿总算被赶下了历史舞台，作为皇权代表和化身而被赋予的官员的特权自然也就变得名不正而言不顺了。然而，皇帝老儿的下台却并不等于皇权的消亡，只要将自己视为“老百姓”和“草民”的中国人心中的“皇权意识”与“皇权崇拜”一天不去，“皇权”就有可能会“借尸还魂”，并受到当代中国人的追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下充斥影视及其他各类媒体且颇受大众欢迎的皇帝戏及宫廷戏就是国人的“帝王情结”根深蒂固的明证，这类作品将起到使作为特权的皇权或作为皇权的特权合理化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皇权与特权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新的表现形式合理化了。那么，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将“皇帝”换成了“领导”，并接管“皇帝”曾经拥有的一切特权罢了。

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其实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朝庭”。高高在上的自然是所谓“领导”——他是作为权力的化身却并非具体的个人而受到尊敬的，即使将一个要偶摆在那个位置上，它所受到的尊敬往往也并不会丝毫地减少。“领导”的特权来自哪里呢？答曰：一为草民们在心理上与行动上的支持。“领导”未必个个具有“特权意识”，甚至有些领导还有着浓厚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但草民们却往往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跪在“领导”的脚下，认为“领导”享受特权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并事事处处地替“领导”着想——克拉玛依大火时的“同学们别动，让领导先走!”与本新闻中列车员让学生为“领导”让座之类即是也——久而久之，甚至那些“民主派”的“领导”也被腐蚀了，成了心安理得的“特权者”。而对于那些虚荣心与特权意识浓厚的“领导”来说，草民们的“优质服务”更是助长了他们的特权意识：他们会自认为高人一等，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或是上帝的选民——这些“领导”最终会把“腐败”作为自己的特权，并心安理得地享受“腐败”所带来的好处。

“领导”特权的另一——也是最重要的——来源，即是政府制度设计上的缺失。我们的政府实行“一把手负责制”，而所谓的负责，其实只是对上级部门的负责，并非对下属与民众的负责。因此，每一部门的“领导”的权力虽然受到上级权力的制约，但在本部门内部，却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任何“领导”在其所管辖范围之内的权力是无限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每一部门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朝庭”。这种体制是滋生和培育特权与特权意识的肥沃的土壤，甚至一位正直的公民，一旦被植入这种土壤之中，将很难独善其身，使自己不被特权和特权意识所腐蚀。

特权本质上是一种允许某些特定的人拥有损害他人的权力，它所遵循的是权力的“丛林法则”，即俗话所谓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它要求，在权力的等级链或曰“食物链”中，处于下位的人有为处于上位的人牺牲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义务。列车员之所以选择年青的学生为“领导”让座，是因为学生往往处于权力等级链的低端，他们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地位和能力，而如果选择其他的人下手，则难免碰到一个更大的“领导”，也就违反了权力的“丛林法则”。

虽然步履缓慢，但中国社会毕竟已经在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然而，特权和特权意识是我们步入现代社会的最大的敌人。因此，一方面固然亟须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作为大众，更需要用作为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民主与法治的精神清除自身血液中的“草民意识”和“皇权崇拜”，树立起公民和纳税人的意识。同时，在自身的合法权利受到不管来自何处的侵犯时，要敢于说“不”，甚至拿出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些年青的大学生们对“给领导让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这在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他们应该做的却不能仅仅只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