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能让脑瘫的亲人活多久

看到一则消息：

去年1月18日，李道红和丈夫张先生带着重度脑瘫的女儿小菲（化名）从老家江苏来京治病。第二天下午5点多，李道红临时起意，给小菲喂了大量安定类药物，然后将枕巾、被子覆盖在小菲面部，导致小菲机械性窒息死亡。检方认为，李道红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昨天，李道红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在海淀法院受审。她没有为自己请辩护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她也没有为自己作一句辩护，一直垂着头。

法庭将择日宣判此案。

之后，记者与李道红进行了对话，其中这些部分给我印象很深。

记者：如果不想小菲拖累，可以有其他方式，为什么非要那样做呢？

李道红：我带小菲到北京是看病的，我如果不想要她，不用等照顾了21年之后。小菲有些胖，我抱不动她，专门弄了一个轮椅在火车上推她。但家里太穷，因为交不起3万元的住院费，住不起院，我一时糊涂，想让她安安静静地离开人世。

记者：你现在想念小菲吗？她有没有带给你美好的回忆？

李道红：没有美好的回忆，有的只是痛苦，我现在在看守所里整天哭。小菲自小不能说话，只能听懂我的话。因为人们都嘲笑她，给她白眼，我一般都不带她出门。

记者：你现在如何看这件事？

李道红：我很后悔，20多年都伺候了，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丈夫当时想送她到医院，我还说我们养她20多年，对得起她了。我们回到家后，对别人讲女儿在北京看病，没有勇气自首。我多希望上次到北京，能把女儿的病看好了。

毫无疑问，女儿的脑瘫、高额的药费、贫困的家境、环境的薄情，是将李道红逼上犯罪之路的原因，她也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但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又有多少人可以确定自己会比李道红做得更好？我想说，我就做不到，哪怕是坚持21年。因为仅仅是“高额的药费、贫困的家境”这两点就是我所无法逾越的关卡，哪怕你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老百姓无法逾越的关卡。

因为，虽然“看病前，先要摸摸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中国经营报2006年9月25日的报道中，一位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贝卫汉，对中国医疗的评价）。但是，只要跟疾病有染，那么，在“看病最不贵”（广州一位政协委员，也是广州市卫生局的副局长曾其毅语）的中国，就免不了这样的悲伤。

贝卫汉说：“生病时得到必要的治疗，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话说得没错，但有一点，在这里，“必要的治疗”就意味着“非常必要的支出”，否则，只能是对不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贝卫汉还说：“ZF缺少必要的投入与干预是造成卫生资源效率低下的原因，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自费只占总支出的不到23%。”

对此我的理解是：就算我们困难达不到23%这个水平，可我们不是一直在喊着跟国际接轨吗？个人承担40%行不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我们摸摸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时，我们会想到希望不仅于此。而不是现在：希望全在这里。

不错，病人需要治疗，但是，我也得活下去吧？

这次大地震后，面对灾区的重建，灾民的不幸，ZF投入了大笔的人力、物力、财力，得了世界的赞誉，我也为此感到骄傲。但我想，这样的“保障”能否也考虑一下平时？也能向着让人“看病前不悲伤”的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固然需要在一些突发事件面前体现我们的形象，但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注意在没有关注的日常生活中让我们的形象深入民心？说白了，就是让所有人都能治得起病，所有人不会因为与病有染而倾家荡产。甚至，像李道红似的本该成为母亲的典范（二十一年如一日的照顾自己的孩子）却要沦为阶下囚！

还记得孙勇旭这个名字吗？这个9岁的小男孩今年初搭乘爸爸孙勇的摩托车在放学回家途中遭遇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父子俩被送进当地医院抢救。经诊断，父亲孙勇脾破裂、内脏大出血、双腿骨折、脑部淤血，儿子孙勇旭脾破裂。为此，孙家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以支付十余万元的医药费。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孙勇旭在当地医院做了脾摘除手术的第7天夜里，虚弱的他竟然强忍着疼痛，偷偷爬下了病床，然后打算扶着墙壁逃出病房，结果晕倒在病房门口。闻声惊醒的韩秀玉跑过去扶起儿子，“家里已经没钱了，留着过年的猪肉都卖了，我现在已经好了，你们把钱留给爸爸治病吧。”孩子一边挣扎地爬起来，一边哭着对母亲说。

最终，韩秀玉在次日将孙勇旭抱回了家，因为，她付不起两个人的药费。这件事我再没有看到报道，可我想，假如这个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该追究谁的责任？

我想不出答案。因为我想不出，当我落在李道红、韩秀玉的境地时我能怎么办。